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必须说明一个问题，解释两个概念。

关于夏问题争论，主要是夏文化的争论。西方学界更关注夏文化问题在学术史范畴下所处的位置，追溯夏文化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争论中认为，尽管因为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朝的存在，但是就夏来说，它一直都是传说范畴内的事。
  尽管夏被公元前二世纪的司马迁说起过，但是没有任何出土文物可以证明他的说法。“这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痛点（cultural sore point in China）某些西方学者更认为夏为传说而非信史。中国考古学家把夏的历史真实性视为一种信仰（take the historical veracity of the Xia as an article of faith）。
  否定夏朝，那主要是外国人。

两个概念：首先是夏文化，夏文化指的是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考古学文化。

第二是考古学文化，这个也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考古学文化？就是考古学文化是在一定的实践和一定范围的，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遗址或目的。

我们必须清楚问题及概念。
  所以，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论证。

一、夏文化

大家都知道西汉时候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在他有名的著作《史记》中就是从夏朝开始记载的，他也认为夏朝是第一个朝代，那就是说夏朝以前没有朝代了，朝代的建立就意味着有了国家。比如说我们中国，在夏朝之前没有国家，从夏朝开始就有了国家，有了国家就有了文字的记载，有了文字的记载，文明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但这些仅是文字记载，缺乏考古证明。

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国家史无前例地投入了几千万元的资金 。

其中公布的夏代年表：

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孔甲、皋、发、癸

公元前2070——前1600年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肯定，传说中的“夏”朝存在，有人认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
  

二、考古证据

“夏”朝是否存在及“夏”代是否具有国家社会水平，一直是历史和考古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除了《尚书》、《左传》、《史记》、《竹书纪年》等后人记裁的文献外，几乎没有住何出土文物可以证明“夏”代王朝的存在；没有挖掘出任何“夏”代的都城遗址；没有出土任何“夏”代文字或“夏”人自我刻划的陶片；除零星铜器外，没有发现任何“夏”代青铜作坊遗址。
  也就是说，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确切地证明“夏”朝的存在。

唯一对证明“夏”朝存在的有利证据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分一至四期，据测是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600年的文化。一、二期属石器、陶作坊和村落文化，三、四期居青铜、宫殿文化。过去多认为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
  也有认为“夏”商文化的分界是三四期之间。其争论异常剧烈，几达白热化。

在没有定论以前，我不想多说。我想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问题将越来越清晰。

。

只说一句：我相信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商王世系的记载已经被殷墟的考古发掘证实，我相信夏朝也一样。

  夏朝曾存在的证据（杞国）

杞国迁居山东问题

杞国，是夏禹的后裔建立的姒姓国家，自夏代立国，夏朝亡后，商汤封杞国，以奉夏后氏祀。周武王克商，求禹后裔东楼公，为方国，封之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因其是夏之延续，保存有夏礼，所以《史记》将其列为《世家》，孔子为了了解夏礼，也曾经到过杞国。
  约在春秋之季，杞都由雍丘东迁。“先春秋时徙鲁东北”（《汉书·地理志》）。

春秋末年的孔子就曾经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

有关杞国的资料，是比较少的。春秋末年的孔子就曾经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
  ”汉代的司马迁也有类似看法，他说：“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不过，有关杞国历史的几个方面，还是比较清楚的，其一，它是夏禹后裔所建的一个国家，而且建国时间较早。《大戴礼·少间》：“成汤既受天命，乃放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姓于杞。”在甲骨文中，有杞这个地名，据后人考证，此杞的位置，即在今河南杞县一带。
  甲骨文中又有杞侯这个称号，证明了《大戴礼》的记载是可靠的。其二，杞建国后的世系，除了商代一段时间没有任何资料可资考察外，在周代，从大体上来说，其世系还是比较清楚的，由《史记·陈杞世家》可以得到证明。其三，杞国灭亡的时间，文献资料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即在鲁悼公二十一年，楚惠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45年）为楚国所灭。
  

由甲骨文及文献资料证明，商与西周时代的杞国，均位于今河南杞县一带，但《左传》所载杞国事迹，却发生在今山东省境内。那么，杞何时迁居山东，迁徙的原因和过程又是怎样？凡此种种问题，并不十分清楚。本文拟就此诸问题，提出几点粗浅看法。

一、杞迁居山东的时间

杞国迁居山东的时间，已往的注释家均以为在春秋之前，至于在春秋前何时，各家均无说明。
  值得庆幸的是，自清道光、光绪以来，在三个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都出土了杞伯每亡所作的铜器，这些铜器的被发现，给解决杞迁山东的时间问题，提供了线索。清道光、光绪年间，在山东新泰出土了一批杞国铜器，共有鼎、簋、壶、?F等十件。各器铭文基本相同，均为杞伯每亡为其妻邾曹所作之器。
  簋的铭文是：“杞伯每亡作邾曹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享。”按郑即春秋时代位在今山东邹县一带的朱国，邾为曹姓，铭文中之邾曹，即郑国之女嫁于杞伯每亡为妻者。

1962年春，武汉市文物商店收购杞伯鼎一件，铭文与新泰所出杞伯器相同。④ 1966年秋，又在山东滕县木石一带出土杞伯鼎一件，铭文亦与上引杞伯簋铭文基本相同⑤。
  

杞伯每亡为其妻邾曹所作之器，在武汉、滕县、新泰三个地区出土或发现，这说明了杞伯每亡与此三个地区当有某些关系。其关系可能是这样：当杞伯每亡居今河南杞县时，其所作之器，曾有一器辗转流至武汉；当其居住于岳家邾国时，曾有一器流落于滕县木石一带；而当其迁居新泰时，自然会把全部铜器带至新泰。
  杞伯每亡所作之器，在新泰出土最多，原因在此。因此，可以这样肯定：杞伯每亡原居今河南杞县，后迁今邹滕一带，最后又迁至今山东新泰定居。 据郭沫若的意见，杞伯每亡即《陈杞世家》中的谋娶公。他说：“《说文》谋，古文作若，与每同从母声。”是每谋可以互通。
  至于亡字，郭沫若认为：“亡乃剥之或作，与娶同属侯部。”⑥因之可假为娶。郭老的意见是正确的。又据《陈杞世家》：“题公生谋娶公，谋娶公当厉王时。”由此可证明，杞迁居山东，当在谋娶公时。因为杞之迁居山东如果在谋娶公之前，那么，谋娶公所作之铜器，是不会在武汉一带出现的，只有把杞迁山东的时间，定在谋娶公时代，亦即周厉王时代，这个问题才能解释得通。
  

二、杞迁山东的原因

关于杞迁山东的原因，文献资料是有所记载的。问题在于，有的资料，确实反映了某些历史真实，而有些资料，反把问题搞乱了。请看下引几项资料：

（一）《管子·大匡》：“宋不听，果伐杞，桓公筑缘陵以封之，予车百乘，卒千人。
  ”

（二）《管子·霸形》，“宋伐杞，因命以车百乘，卒千人。”

（三）《左传》僖公十四年春：“诸侯城缘陵而迁焉。”杨伯竣注曰：“去年《传》云：‘淮夷病杞’，则杞之迁，由于淮夷之侵伐。”

（四）《公羊传》僖公十四年：“曷为城杞？灭也。
  孰灭之？盖徐莒胁之。”在上引几项资料中，所谓“宋不听，果伐杞。”“宋伐杞”，“淮夷病杞”以及“徐营胁杞”等等，可能都是事实。但鲁僖公十四年之“诸侯城缘陵而迁杞”，恐怕不是为了避免宋与淮夷的侵略。因为这时的杞国，早已迁至今山东诸城、寿光一带，《春秋》隐公四年之“莒人伐杞，取牟娄”可证。
  宋都商丘，淮夷处淮北，均距杞甚远，是不可能病杞的。因之所谓宋及淮夷病杞，其时间当在杞居河南杞县时。如果把迁杞于缘陵的原因，归之为宋与淮夷病杞，恐与史实不符。

至于徐莒胁杞，恐亦不发生于同一时间，隐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娄，自然是胁杞的证明。但那是杞迁山东以后的事，决不会是杞迁山东的原因。
  而徐胁杞的时间，亦应在春秋之前，而不在城缘陵之时。《春秋》僖公十五年，“楚人败徐于娄林”，杨注：“娄林在今安徽泗县东北。”这一资料说明，徐距杞旧都较近，当时徐曾对杞进行过侵略，是十分可能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知，当杞国未迁山东之前，宋、淮夷与徐均曾对杞进行过侵略，均予杞带来灾难。
  由于杞不堪上述诸国的侵略，因而才被迫迁到山东来的。

至于《左传》僖公十三年的“夏，会于咸，淮夷病杞故”，那是由于诸侯为了讨伐淮夷，以淮夷曾经病杞为理由而已。这正象齐桓公伐楚以“昭王南征而不复”为理由是一样的，决不是如杨伯峻所云：“城缘陵而迁杞”，是由于淮夷病杞的缘故。
  另外，《后汉书·东夷传》载：“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伐之，不克。”《虢仲盨》铭文：“虢仲以（与）王南征淮夷。”这些资料说明，在厉王时代，淮夷确曾趁周王朝大乱之际，入侵过周王朝。淮夷既敢于向周王朝入寇，在周王朝扶植下，位于今河南杞县的杞国，自然亦在被侵之列。
  虢仲伐淮夷不克，杞国难以自保，迫使杞国不得不迁往山东。

三、杞迁山东的经过

关于杞迁山东的经过，王献唐先生认为：“东楼公未封杞前，早在山东之诸城自有其国，封杞而后，旧国仍在，迨杞不守，其后嗣仍回本土耳。”国都所在，即东楼公封杞之前之本土所在。
  东楼公封杞前之本土，即诸城之娄乡城。在王先生看来，杞迁山东，开始即迁至今诸城一带。其实这与史实不符。因为杞初迁山东时，所居之地是在今山东新泰一带，决不是初迁时即迁至今诸城一带，请看下面论证。

根据杞伯器铭文，谋娶公曾娶邾国女邾曹为妻，这说明杞与邾有婚姻关系。
  当杞人遭受宋与淮夷的侵略，不能在原地安居时，暂时迁往邾地避难，当是十分自然的事情。1966年滕县木石一带出土一件杞伯每亡所做之器，当为杞在此暂时所遗。今之木石，当年正属于邾国辖区。1934年该地曾出土一批邾国铜器，可为证明。杞暂迁于邾以避外敌之侵，当是杞国迁徙的第一个阶段。
  

由于邾为一小国，杞国统治者势不能在此长期定居，因而只好继续北迁。清道光、光绪年间，山东新泰附近出土了大批杞伯器，清人许瀚认为，新泰即杞都所在。许氏的这一推断是正确的，因为新泰附近一带，确留有杞人活动的足迹。《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弗尽归也。
  ”又：昭公七年，“晋人来治杞田，季孙欲以成予之。”晋人之所以多次派人向鲁索还杞田，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第一，所索之田，原为杞有，后被鲁国占去；第二，晋平公之母，乃杞国之女，她为了帮助杞国向鲁讨还失地，故让其子晋平公多次派人向鲁交涉归还杞田。“季孙欲以成与之”之成，这时已为鲁国孟孙氏所有，其位置约在今山东宁阳城东北九十华里处。
  成与今新泰县相距甚近，证明了杞国曾经在今山东新泰一带停留过一个阶段。至于当时杞国何以会把今新泰作为国都，从当时形势来看，其原因是当时新泰一带，为齐鲁两国交界处，齐鲁两国均难以绝对控制这一地区，因而才把杞国置于此处，作为齐鲁两国的缓冲地带。杞国定居新泰，应为杞迁山东的第二个阶段。
  

后来，由于鲁国向杞扩充疆土，侵占杞田，迫使杞国不得不继续向东迁徙。从《春秋》隐公四年所载“莒人伐杞，取牟娄”一事来看，这次迁徙的时间，亦当在春秋之前；所迁的地点，亦当距牟娄不远。关于牟娄的地望，《清一统志》以牟娄为两邑，牟城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北二十里，娄乡城在今诸城县西南四十里。
  而杜预则以牟娄为一邑，即诸城之娄乡。据宣公十五年《春秋》：“仲孙蔑会高固于牟娄，”昭公五年《春秋》及《左传》：“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牟娄实为一地，杜预之说可从。

由此资料，只能证明杞东迁后的大概地望，杞迁居东方后，究都于今之何处，实难考知，这是杞迁居的第三个阶段。
  《左传》僖公十四年（公元前646年）载：“诸侯城缘陵而迁杞”，据《汉书·地理志》北海郡营陵下注引臣瓒曰：“营陵，春秋之缘陵。”此说自郦道元以来多从之。地在今山东昌乐县南十余里。杞迁缘陵，应为杞迁居的第四个阶段。

至鲁襄公二十九年，由于杞为晋平公母家之故，晋侯又会诸侯城淳于以居杞。
  至此，杞便在淳于定居下来。所都之淳于城，即今山东安丘县东北之杞城。直至公元前445年为楚所灭。

注释：

① 《论语·八佾》。

② 《史记·陈杞世家》。

③ 《山东金文集存》。

④⑤ 《文物》1962年第10期，1978年第4期。
  

⑥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⑦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及昭公元年。

[《原载《齐鲁学刊》1989·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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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约为前2000年—约前1600年），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朝代。
  史书记载夏朝有万国, 所以一般认为夏朝是一个部落联盟形式的国家（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则认为，夏朝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文物(公元前1600年以前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 所以其文化／文明程度高于新石器晚期文化。但是由于迄今为止，在考古学上还没有找到夏朝存在的文字依据(最早的文字记载出于西周初期)，因此，其真实存在性没有得到正式确认。
  但是也不能否认夏朝的存在, 因为如果当时的文字书写在一些不易保存的物品上, 流传不下来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商朝的存在也是因为甲骨和青铜器是容易保存的物品才得以证实。 史书记载“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经过全面计算，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会，这可以作为估定夏代年代的参考。
  

根据史书记载，夏朝是禹的儿子启建立的国家。夏禹传子代替了以前的禅让制度，由禅让制变成王位的世袭制。夏朝共传13代，16王(一说14代、17王，主要是大禹是君主还是部落联盟首领有争议的问题)，约400年，后为商朝所灭。

在夏代，农业文明到了很高的程度，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造酒，夏王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
  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现代仍旧流行的有时称为夏历的农历就是那个时代发明的。

畜牧业有一定发展。有一大批奴隶从事畜牧工作，还有一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氏族部落。马的饲养得到很大重视。

此外制陶业在夏代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极为重要的行业。
  

至于青铜器，中国已经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铜刀。如果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朝时期的文化，那么这件青铜器就是夏朝时期的。夏朝人使用的工具都是以石器为主。

夏朝都城出现了车，但还不能确认是人力车还是马车，因为车辙只有1米宽，和商朝的2米宽车辙不同，商朝已经确认使用马车了。
  

夏人已经掌握许多天文历法的知识，《夏小正》即是中国最早的历书。治铸铜业是夏朝新兴的重要手工业。

二里头一、二期文物中出现玉制礼器, 说明其已经有相当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