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近亲繁殖”是中国高校的一个老话题。“学术近亲繁殖”的现象在高校一直存在。明了的来讲就是一个学生在这个学校上本科，然后再读硕士，然后读博士，然后留校。
有学者指出，“学术近亲繁殖”从内部摧毁了学术自由的根基，已成为我国学术发展的致命伤，制约着学术的国际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何为大学精神？其实质是什么？

关于大学本质问题，是人们长期以来乐于谈论，也渴望认识，却又总是捉摸不定、欲说还休的一种学术乱象。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学术乱象呢？这也就是说，以所谓的大学本质来说事的人多，但真正能够明确提出大学本质观的人，反而是少之又少。
相对而言，当前国内关于大学本质的认识相对集中为两种，一是文化观，二是自由观。第一，文化观认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大学的本质在于文化：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文化的创新。[3] 其实，这种文化观，貌似真切，实则给人以同一重复之感，并没有建立在科学的方法论基础而揭示出本质特征，文采的激荡仍不能掩盖其浮云般的轻浮。第二，主张自由的大学本质观，相对来说似乎是中规中矩，是一种较为经典的观点。因此，如何看待这种较为经典的大学本质观呢？这也是当今时代对大学的认识能否突破的关键所在。这也就是说，突破了大学的传统本质观，对于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可能就意味着一种创新，否则，认识上没有突破，观念上就没有改变，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就是一句空话，其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所谓，“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大学本质观，就有什么样的大学改革发展观”。

大学本质与时代精神：
大学，这座曾经的象牙塔，历史上曾引起许多文人墨客的遐想，更招致众多哲学大师们的理性批判。可以说，自人类文明以来，很少有哪一种机构会引起人们如此多的非议论证。它曾经是人类文明的殿堂，也曾经被科学革命的滚滚洪流所湮没而被打入冷宫。它曾经被视为先进文化的代表，也曾经被视为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在激进的年代，它曾被无情地关闭，在建设的年代，它也被视为弥补物质损失的最佳“补品”。大学的是是非非，历史上如此纷繁斑驳，让人们感到无从是说。这种迷乱的大学，正需要一种本质的把握，一种建立在时代精神上的本质把握。
人们或许会说，大学就是大学，尤其是在今天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大学生活已普渡千家万户，再无往昔的傲慢与神圣，大学还是什么可言说的？的确，如果仅仅以静止僵化的观点来看，大学也就是这种样子而已。在西方中世纪大学产生的最初几百年，大学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随着现代科学的产生及其广泛应用，大学沦为了昨日黄花，很快就要被社会抛弃，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这时人们对大学的立场开始出现了变化动摇，大学内部也逐渐感觉到了躁动不安。坚守自己的传统，还是与时俱进，甚至是别出心裁而招摇过市？大学的何去何从面临着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挑战。
法国大革命中最先掀起了大学的革命，也是一种彻底的革命，就是革了大学的“命”，就享有“大学之母”之尊的巴黎大学坚定地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应用型大（专）学校（新中国建国后的院校调整，其改革与此也有异曲同工之感，历史上惊人地相似）。饱受拿破仑战争蹂躏的普鲁士邦国，则是在著名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带领下创办了崇尚学术自由的柏林大学，将教学和科研有机地统一起来。欧洲大陆上大学改革的惊涛骇浪，强烈地冲击了英美国家的高等教育观念，相比大陆国家不由分说的改革活动，坚守传统大学理念的保守人士义无反顾地发出了自己的抗议，抗议之声博古引今，显得更加深邃而沁人心脾。代表耶鲁校方立场《耶鲁报告》1828年正式发表，英国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l Newman）1851年也发表自己的大学观，即《大学的理想》（The Idea of University）。后者更是系统地论述了大学的本质，即“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universial knowledge）的地方”。[8]
特别是纽曼大学观的发表，人们蓦然发现，原来大学并非是如其现实的存在那样安然无事，其到底为何物？这似乎是尽人皆知的问题，真正的答案似乎却又在人类理智所难以企及了理念的彼岸。至少可以这样来说，大学的本质问题，其不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有所取、有所舍，反映了不同时代对于大学的不同期盼，反映了一种时代的选择，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
在看待大学本质的问题上，第一，我们不能以大学产生初的应然本质作为大学的本质。因为大学作为学术组织，虽然从产生之时就具有学术自由的应然的本质，但由于大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已经和整个社会现象不可分离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组织了，大学的这种学术自由的应然本质已经和由于社会体制和制度的制约而使大学不自由的本质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大学的学术自由性与不自由性的对立统一这种现实的本质了。这时，大学的应然本质已经不能代表大学的本质特性，大学的本质特性只能由大学的实然本质所体现了。[9]
关于时代精神，黑格尔认为它是每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纵观历史上重要的大学思想，无不体现着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精神，甚至是民族精神。这也正如克拉克·克尔对于大学变化的分析，“历史地流逝比观察者的笔墨要快得多”，“正像老牛津大学，在1852年被纽曼理想化时，近于灭绝一样，‘现代大学’，在1930年弗莱克斯纳描述它时，也正濒临灭绝。”[10] 因此，我们对于大学的认识，一定要从一定的时代高度上，从具体时代意义上来把握。否则，脱离现实的需求分析，仅仅就大学而论大学，这种坐而论道的议论，难免感到物是人非、今非昔比的喟然感慨。
从时代的发展来看这种对立统一的大学本质观，大学的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统一观点更是一种全面辩证的大学本质观，这也正如孙教授所阐释：
所谓全面是说这种大学本质观对大学属性的认识不只是孤立的看到了大学学术性的一面，还看到了大学非学术性的一面，不只是孤立的看到了大学学术自由性的一面，还看到了大学学术受控性的一面。传统学术自由的大学本质观，只看到了大学学术性的一面，而没看到大学非学术性的一面，只看到了大学学术自由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大学学术受控性的一面。因而把大学的学术自由当成了绝对的自由而非相对的自由。
所谓辩证的大学本质观，是说这种大学本质观不仅看到了大学本质属性中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对立的一面，而且还看到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同一的一面。传统的大学本质观不仅只看到大学学术自由性没有看到大学学术受控性的一面，更没有注意到大学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一面，把大学的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绝对地对立起来，有大学的学术自由性就不可能有大学学术的受控性，大学存在着学术受控性就不能有学术自由性。显然这种全面辩证的大学本质观比传统的片面静止大学本质观更科学，更能全面地揭示大学的本质。
除学术观点的创新外，从文献综述到研究方法论的确立，该研究也都属于当前高等教育研究方面难得的学术佳作典范。我们借句古诗来形容孙绵涛教授：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其严谨治学，纵横五千年，心游八万里。尤可称赞，心无旁骛似明镜，无风何处起涟漪。一代学术大师，心仰之、心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