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评《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 在二十一世纪之初讨论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问题，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近现代中国是否存在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如果存在，那么中国的自由主义究竟有哪些特征？哪些人有资格被视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到底是把自由作为一种终极的价值追求还是工具性的价值？事实上，这也正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自由主义不仅构成当代西方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我国近年来学术界思考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闫润鱼女士在她的《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中写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阐发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时，也常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问题纳入自己的思考中，这其中不乏对当今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成分。” 。基于这样的认识，她试图从自由主义的特性与中国特殊历史环境中勾画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轨迹。 与现有的研究不同，在这部充满睿智史实与诸多理论创新的著作中，作者首先是把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考察的，这种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界过多关注个人而忽略对整个流派研究的不足。作者从六个方面探讨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的问题。首先，对自由主义的产生及其流派和思想特征进行简要梳理，接着第二部分着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观念成分，以说明自由主义如何舶来中国，进而与中国文化实现“会通”；第三部分则简要梳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理路，重点概括了自由主义进入中国后，经历了怎样的起起落落，与实际政治发生了哪些纠葛；第四部分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结盟的专题考察。作者认为，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朋党”是最缺乏合法性的政治行为，而现代政治的最大特征却是政党政治，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深知政党之于现代政治的意义，但在内忧外患造就的特定历史环境下，他们却不得不用心拿捏自己的组党热情，生怕给混乱的政局再添几分不安。“自由主义虽然得到伸展的机会有限，但也绝非一无所成，在夹缝中生长的恶劣环境，不仅陶冶了它的性格，也培养了它顽强生存的能力，使其在总体上呈一种不断发展壮大的态势。” 第五部分是本书的重点之一，闫女士选定自由主义者的舆论阵地作为重点考察对象，用了较大的篇幅，通过对《努力》、《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再生》以及《观察》等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的、影响较大的六份刊物的考察，较全面的展示出了自由主义的性格特征以及内部的思想分歧。通过这种研究，不仅清晰地突显了不同流派自由主义之间的思想分歧，也展示了同流派自由主义者在众多问题上的观点纷争。最后一部分是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特色的概括，作者认为，自由主义之于中国是一种舶来品，但作者的研究告诉我们，自由主义绝非一副面孔，它自舶来中国的那天起就带上了鲜明的本土特色。 李强在《自由主义》一书中写道：“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问题……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传统中国思想中是否包含自由主义成分，其二是西方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及其命运。” 很显然，闫女士在这部著作中，对这两个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传统中国思想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是否有某种相似或兼容成分？这是一个为许多人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入个素来颇有争议的问题。近代以降，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态度纷呈，观点各异。一方面，近现代不少启蒙学者在介绍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时，对传统思想曾有过激烈批评，称传统中国政治制度为专制主义。并将这种专制主义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近现代以及当代不少学者出于对理论问题的真正理解与新的解释，从传统中国思想、特别是儒家与道家传统中挖掘出自由主义成分，甚至直截了当，称中国古代某些学说为“自由主义”。很显然，闫女士即使不能被归类到后者中，也是更倾向于后者的理论基点。她在第二章开篇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追求自由是人类的本性，任何民族的历史都离不开自由这个主题，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自由一词在中国古书中的应用是非常普遍的……那么，从中发现自由观念的成分则并非难事。” 基于这样的认识，闫女士分析了传统文化中的自由观念成分，认为“在先秦的各派学说中，老庄哲学中包含的自由观念成分最为丰富” ，主要体现在“《老子》肯定个体自治能力的有关论说，与西方的自由放任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 以及“《庄子》的绝对自由观包含着对于人性的某种警惕，而这正是西方自由主义着力探究的问题” 。在对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学说的考察中，闫女士发现其中也“不乏自由观念的成分”。她认为，儒家本身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它的一些基本理念，虽与自由主义学说有着明显的对立或独特之处，但自由主义的一些核心价值，如自由、权利、平等、公义、契约、公民社会、民权、权力的合法性等等，每一个问题都可以从儒家来作进一步的了解。“在丰富的儒家库藏中，包含着大量的与现代民主政治精神相通的思想元素” ，如人格独立的问题，关于人性平等的观念以及儒家的民本思想，“的确都包含着大量可以作为现代民主精神凭借的资源” ，它们“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也有诸多相同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不仅认识到了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联系，而且还分析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未能把其内在价值彰显威现代制度的原因，她认为，“自由主义在西方的诞生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而与西方相比，“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 ，与这样的政治、社会环境相适应，“中国没有经历过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期，相对贫乏的自由观念的成分不足以滋养一个新阶级的诞生，而没有新阶级力量主导的任何革命，都不会生成新的观念和意识” 。因此，自由观念最终未能像西方社会那样汇成一条轨迹可辨的思想主线。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非常准确而到位的。 关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闫女士也进行了一些梳理，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对这一问题，学术界近年来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主流的观点认为它在总体上是失败的，这种看法以美国学者格里德的分析为代表，他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及其原因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 而闫女士却认为，“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整体败北，自由主义学说依然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人们对民族国家的命运、对人类的终极目标的思考。自由主义，不论是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它的香火从未熄灭。” 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特色的概括，作者把谋求共同体和个体之间平衡、自由与权力之间平衡的学说名之为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作者认为，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与自由主义滋生土壤相去甚远，自由主义要想获得存立的正当理由，都“须在救亡图存这个现实层面上体现出价值来。” 因此“以自由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西学是被中国人作为可以用来救亡图存的利器看待的” ，这直接导致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对自由核心价值的理解上与西方“原版”自由主义有着较大差异。在西方自由主义演进史上，各家各派对个体自由价值的服膺是始终不变的，而在中国，则一俟环境变化，个体本位就会受到冲击，以致发生本末倒置的现象，如对宪法的集中关注，对宪政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迟疑甚至反对，格外注重掌权者及其人格之于立宪政治的意义。可以说，“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为一种无土培植的过程” ，它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浓厚的中国特色的色彩。 应该说，本书无论在架构上还是在运用史实方面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是理解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对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的研究，不仅有拓宽和深化该研究领域的学术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许，这一点也正是本书的最大价值之所在。

满意请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