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创立了与儒家对抗的墨家学派，成为中国古代与孔子齐名的学者。他提出了一整套独特的教育理论，构建了相当完备的思想体系。墨子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在政治上要求不分贵贱地任用贤能；在教育内容上，墨子突破了儒家的六艺教育范畴，表现出非凡的创造性；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力行，独树一帜地提出“强说人”、“不叩亦鸣”的教师主动精神。与同时期的诸子百家相比，墨家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见解，其范围涉及生产知识、科学技术、战术训练、形式逻辑、教学实践等多方面。然而，令人深思的是，秦汉以后，特别是汉代儒学独尊后，墨学逐渐衰微，整个学派几乎被埋没两千年。只是近代西学东渐之后，墨家的学说才又重新被人们拾起，重新肯定了墨子及其建构的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价值。一)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高度统一墨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实践家。墨子注重实践，他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他严格要求言行的一致，不论在生产或战斗中，都是坚决执行任务，不屈不挠。与儒家的重行和泛道德主义的倾向相比，墨子更注重实践的效果。判断一件事和评价一个人，他不是单纯地从结果来看，而是重视“志”(动机)和“功”(效果)的统一。墨子提出“合其志功而观焉”，就是主张以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去评价人的行为。例如一个人去做事，其效果是好的，但如果这个人的动机不纯，那么这个人是好是坏便很难判定了。因此，墨子要求弟子“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并注重培养与锻炼弟子的意志，要求弟子要有自我牺牲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墨子门下多勇士，“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墨家在教育精神上实行高度的统一性，特别注重“道义”。墨子是春秋后期社会大变革中从小生产者阶层中涌现出来的，代表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利益，所以门下弟子多是“匹夫徒步之士”、“农与工肆之人”，所收弟子不分贫富贵贱，只要能从事艰苦的劳动，具有吃苦耐劳的实践精神，并忠心耿耿履行墨家“道义”，即可成为墨门弟子。(二)道德教育与知识学习高度统一墨子将“兼爱”和“义”视为最高的道德理念。他将“兼爱”视为仁德、认为倡导“兼爱”可以消灭战乱与社会的混乱，可以为天下百姓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墨子的“兼爱”观，有三个特点：其一是“爱无差等”，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即使在爱他人和自己的父母上，也不应有先后、亲疏的差别。这与儒家爱有差等的思想截然对立，是对孔子倡导的宗法道德教育的一大突破。其二是“兼以易别”。墨家认为彼此相“别”和对立，是造成社会混乱的原因，只有“兼以易别”，才能消除强劫弱，众暴寡，富侮贫，贵傲戏。这种以“别”为非的思想，含有反对等级歧视的意义，与墨家“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尚贤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墨家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其三，反对“杀彼以利我”。“杀彼以利我”是巫马子根据儒家“亲亲有术(衰)，尊贤有等”提出的个人利己主义道德观。《墨子-耕柱》以兼爱观为依据，对此进行了批驳，指出必须爱别人，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护，“杀彼”者，是不能“利我”的。墨家对个人利已主义的批驳，在道德教育史上是颇有价值的建树。墨翟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以节俭为美德的教育家。《墨子》中《节用》、《节葬》和《非乐》等篇，集中阐述了这一理论。儒家也主张节用，但是“节用以礼”，这就为维持奢华的贵族生活方式提供了依据。墨子倡导节俭则是从珍惜劳动成果，减轻劳动者的经济负担出发的。它对儒家厚葬久丧等礼乐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厚葬”是浪费财富，“久丧”是破坏生产和生育，其结果是“国家必贫，人民必穷”，忠孝皆无以奉行，天下不得安宁。因此，厚葬久丧乃是非仁、非义的非礼行为。《墨子·非乐上》揭露贵族阶级的弦歌鼓舞，使“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耗费了“民衣食之财”。墨翟非乐，是为反对挥霍无度的贵族生活，并非像道家那样否定人类的艺术生活．即“子墨子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而是因为贵族所行之乐，“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日为乐非也。”在墨翟看来，“美”应从属于“善”，凡是损害百姓利益的文娱活动，都应禁止。这种非乐观有其合理性，也有片面偏激之处。墨子还倡导节用，反对浪费，主张节省财政。以为人的衣食住行，都应有度．例如穿衣之道，在于御寒，其它诸项也是如此。至于财政开支，“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同样反对统治者只顾个人享受、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墨子·辞过》郑重指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将节俭的美德，提高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开“俭以养廉”的政风，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