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孔子创立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思想体系之一，也是影响最广泛，意义最深远的学说。儒教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宗教，亦称圣教，以孔子为教主。儒教雏形其余西汉末年，由谶纬学说慢慢演化而来。个人认为，西汉灭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学宗教化，带翻了汉帝国列车！

西汉自汉元帝开始，重用儒生，但“儒生政治”并没有给大汉带来清明与繁荣。相反，正是一群百无一用的儒生，导致汉廷上不能辅政，下不能安民，中不能正身，把大汉帝国带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

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出入朝堂的大多是名儒，出任丞相的，很多都是可以称得上“儒宗”级的学术泰斗。如果书读得不够好，即使身居朝堂，也会受人耻笑。甚至连一些凭借自身能力，一步步打拼到中央的官员，如果不能被“儒宗”们认可，也只能蒙着脸夹着尾巴做人。

有个典型例子，就是汉成帝时期有个丞相叫薛宣，此人从一名普通小吏出身，凭借出色的政务能力，竟然一直做到了丞相的位置。但薛宣因为书读得不够好，一直被人看不起，连皇帝都轻视他，下面的官员也都鄙视他，好像他这个丞相是偷来的。

崇儒，本不是坏事，但以儒为藩篱，形成利益群体，就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毒瘤了。更严重的是，这些被奉若神明的栋梁，一个个堕落成无德无能，信奉怪力乱神的“神汉”，完全背弃了儒家修身养性的最基本的宗义。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居庙堂之高的儒生们，都是些什么人，都做了些什么事？

汉元帝时期的丞相萧望之、匡衡，汉成帝时期的丞相张禹、翟方进，汉哀帝时期的丞相孔光，汉平帝时期的丞相马宫，这六个人都是学术界的“一代宗师”。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政务能力低下。萧望之被宦官石显玩得死去活来，匡衡多次做出误国误民的决策，张禹一辈子就没做过什么事，翟方进一辈子热衷于政治斗争，孔光只知道奉承皇帝，马宫默默无闻。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朝政就掌握在这样一群人手里。

能力低下还不算，他们中除了萧望之，剩下的都是德行有亏缺的人，甚至可以被列为卑鄙小人，或者奸臣！如匡衡，这个因“凿壁偷光”而文明后世的励志少年，坐上丞相高位后，不断打压迫害忠臣干吏，自己却干出偷盗国家土地的勾当！张禹一辈子就做两件事，一是享乐，二是搂钱。还有孔子的后人的孔光，为了迎合汉哀帝，不惜参与谋害忠臣王嘉！

西汉就是在他们的治理下，走向朝政不彰，世风日下，吏治腐败，民生凋敝的境地，可以说，他们就是一群汉帝国的蛀虫，大汉灭亡，他们罪责难逃！

但，这样一群自称孔圣人门徒的伪君子，为什么还被视为国之栋梁，祸乱朝堂半世纪之久呢？这跟西汉中后期，儒学宗教化的倾向密不可分。

汉武帝出于统治需要，大力弘扬儒学，由此，儒学进入发展快车道。汉武帝之所以推崇儒学，跟一个人有关——董仲舒。他的天人三策，直击社会要害，还打动了汉武帝的心。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还夹带了一个“副产品”——天人感应学说。

所谓“天人感应”，通俗一点说有两层意思，一是“天”可以感知“人事”，二是“天”可以“预言人事”。无论你做了什么，好的坏的天都知道，骗不了天老爷，如果你做了好事，老天会以“祥瑞”表扬你，如果做了坏事，老天就以“灾异”警告你，乃至惩罚你！

从本意上讲，“天人感应”有它的积极意义。董仲舒的初衷，也是以“天命”为幌子，约束不受限制的皇权。在整个“天人三策”里，“天人感应”是从属地位，在儒学这个浩瀚无边的学术大海里，它更是沧海一粟。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个“天人感应”，竟然像一颗变异的种子，在西汉末年，长成了一个为祸天下的毒瘤——谶纬学说，并将儒学的主流，带进宗教化的岔道，不可遏制地带翻了西汉这列行驶了两百年的火车！

以匡衡为例，他最精通的学问就是《尚书•洪范》，这本书记录了上古以来，发生的重大“灾异”事件。班固的《汉书》也有专门的章节记录灾异事件，但这些灾异事件，说出来让人忍俊不禁。日食、地震、火灾、陨石算灾异，老鼠上树也是灾异，同性恋是灾异，甚至谁家丢了个门栓、坏了个门轴都算作灾异，让人摸不着头脑。

不要小看这些东西，“谶纬学家”们对灾异的研究可谓登峰造极，如果不通《易经》，不明天文地理，不把《尚书》、《春秋》、《礼经》等翻烂了，你根本看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举个例子，有一年卫子夫的陵园出现老鼠上树的情形。其实，就是因为连日阴雨，估计老鼠窝被淹了，它们被逼得上树安家而已。但愣是被匡衡等看出了大问题，他说，老鼠是“贱相”，上树代表显贵，老鼠上树就是“贱人显贵”相，卫子夫就是以“贱人”之身显贵的。现在老鼠上树，恐怕大汉还会再出现卫子夫这样的情况。班固还特地做了一个说明：果然，后来就出了舞女赵飞燕做皇后的事！

这种东拉西扯的本领看起来技术含量太低，再给大家讲一个容易让人蒙圈的事。汉成帝即位之初，“灾异”不断，丞相匡衡就对他说，之所以老天对你不满意，原因就是你祭祀天地搞错了，不应该“雍五畤”，应该改称“郊祀”！

“雍五畤”就是祭祀青赤黄白黑五帝的礼仪，按秦制，一直在雍地举行。匡衡引经据典，说明祭祀地点是错误的，其中的大段论述看得人脑仁发胀，不细说，结论就一句话：皇帝的居住地点变了，老天讨饭吃，就得跟着皇帝走，过于迁就老天也是“失礼”，应该改成在长安附近的“郊祀”！

汉成帝虽然学问也不错，但在匡教授面前就是个白痴，他虔诚地按匡教授的意思办理。结果却发现，老天还是不满意，“灾异”依旧。这时候另一位“神汉”刘向跳出来说，匡衡瞎搞，老百姓家里都不能绝祀，你让雍地的五帝绝祀了，老天能满意吗？

于是，汉成帝只好又改回“雍五畤”，但老天还是不满意。匡衡教授再次发飙，汉成帝想想还是教授的话有道理，再改，改完，老天又变脸了......就这样，汉成帝被搞得七晕八素，最后来了个折中方案，把雍地的神搬到长安祭祀。但即便这样，老天还是依然调皮，汉成帝再也无心变来变去了！

忙完祭天地，还得忙于祭祖宗，一帮乌鸦嘴又讨论起关于该不该实行“宗庙叠毁”，一争论又是几年。

如果在给大家说说更高深的“三七之厄百六之会”，估计大家都得撞墙。事实上，当时的主流大儒们，都在研究这些云山雾罩的学问，谁能把别人说得跟汉成帝一样懵逼，谁就是最牛的，没人关心朝政事物，“天命”就是最大的朝政！

汉哀帝的时候，有个牛人叫夏贺良，他的一套灾异大理论，竟然让汉哀帝忘了祖宗。他说天命大汉该绝了，你得顺应天命，改朝换代。夏贺良给汉哀帝出了一个“可行性”方案：跟刘氏老祖宗断绝关系，改帝号，向老天宣示已经“更天命”。汉哀帝中了邪似的，竟然信了，把自己的帝号改成不伦不类的“陈圣刘太平皇帝”。

其实，夏贺良是最典型的“儒学宗教化”实例，他的老师甘忠可，曾经写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宗教著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就是儒学及黄老学向宗教演变的实证。

那么，滑向“宗教化”的儒生们，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又怎样呢？毕竟这是躲不开的义务。很抱歉，他们的政务能力低劣得让人发指！

比如关于如何治理难以驯服的黄河，面对河工出身的官员们提出的方案，以匡衡为首的“鸿儒”们认为，这些书都读不好的河工官员不入流，只有精通《尚书》的许商才是真专家。而“伪专家”许商认为，河工官员的方案，跟大禹治水的方案不一致，有违圣人之道。搞笑不，拿着几千年前的方案当真理遵循，这就是“专家”的水平！

曾经在一次讨论会上，还有“专家”提出：黄河泛滥不泛滥是天道，我们不需要修缮，而应该修德，德修好了，黄河自然不会泛滥。于是，这帮混账的大臣们，一边以高深的“谶纬”讨论治理黄河，一边眼睁睁看着黄河一次次肆虐人民而手足无措！

再说一件两任丞相翟方进和孔光，联手作孽的事。汝南郡有一个大湖，附近有一大片良田，有几年因为关东大水，湖水经常溢出，淹没良田。汉成帝把这件事交给两位大学问家来解决，他俩研究后，拿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方案：扒开堤坝，放空湖水，从此老百姓再也不会受到湖水的威胁！

确实，老百姓此后再也没有受到过水患，但湖边的万亩良田，也因为失去了湖水的浇灌，从此变成了一片沙漠。周边老百姓欲哭无泪，他们编成了一首歌谣来讽刺翟方进和孔光：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 。

这就是西汉末年的现状，儒学宗教化的列车，被一群无德无能，毕生专研“谶纬”的“神汉”们驾驶着，开进了一条滑向毁灭深渊的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