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黑板！《史记》可不是官修史书——虽然它在二十四部正史（“二十四史”）中，排在第一位。

司马迁是继承其父司马谈的志愿，创作这部前所未有的伟大史学篇章的。虽然司马氏父子都曾担任过太史令，但写《史记》并非朝廷规定的职务行为，完全是一种“私志”，是司马迁在遭遇人生不幸之后的“发愤”之书。而且《史记》正式开始写作，还是在司马迁受腐刑改任中书令之后。

正因为是私志修史，所以《史记》里灌注了司马迁强烈的个人情感和好恶——这正是《史记》的伟大之处，也是后史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汉朝建国是楚汉相争中刘邦战胜项羽的结果，司马迁竟然在《史记》中为战败者项羽立“本纪”（在纪传体史书中，只有帝王才有资格用本纪）；司马迁同情项羽，《史记》中的西楚霸王是一位极富人性魅力的英雄形象，司马迁没有像后世史官那样，刻意去贬损本朝的敌人。而在《史记·高祖本纪》（即刘邦的传记）里，刘邦的父母不知名姓、刘邦的痞子习气，以及他往儒者帽子里拉尿、为逃命将亲生子女推下车等恶劣行为，却记了不少。这在后代史书，尤其是“正史”中，是绝不可能见到的。

这一方面说明，司马迁修《史记》是私人行为（尽管他借助了国家图书馆的资源），受朝廷的影响很小。司马迁死后，他的著作分为两部，一部藏于私家，一部藏在内府，之后只是在他的外孙杨恽的努力下，才为人所知，并逐渐传布开来。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西汉时，朝廷对于史书的意识形态功能，重视还不是很够，故而干预较少。据说司马迁受阉刑，根本原因并非他替李陵说话，而是汉武帝得知他在写史时将本朝之事写得颇为不堪，于是对他进行了挟嫌报复。然而汉武帝并没有没收司马迁的笔，或对《史记》进行严格的审查，勒令他将不利于汉王朝的内容删除。

在这个意义上，《史记》的可靠性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后汉书》作者班固所评价的：“（《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从“不虚”“不隐”的角度来看，《史记》诚为“实录”。而后世史书，即便名为“实录”，总不免虚、隐之弊。

当史书成为维护王朝利益的价值工具后，虚、隐之弊就不可避免了。是谁开这个头的呢？就是班固。班固写《汉书》，完全基于维护东汉王朝的正统地位的立场，所以《汉书》得到了汉王朝的大力支持。然而《汉书》仍属私人修史。

《汉书》的源起，是班固之父班彪。班彪续《史记》之后，写了几十篇传记，就去世了。汉明帝令班固接过这项事业，鼓励他“继完其志”，就是继承其父的遗志。经过班家两代人（班彪、班固、班昭）的接力，才完成了“二十四史”的第二部、堪与《史记》比肩的《汉书》。

《汉书》之后的第三、第四部“正史”，是《后汉书》和《三国志》，它们也主要是私人撰述和努力的结果。《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与班固一样，在书还没完成时先已去世，而由晋帝令人将其补写完成。

在初唐纂修《隋书·经籍志》时，正式产生“正史”这个名目。而那时的“正史”，仅指记“一代之史”的纪传体史书。《经籍志》所列正史多达80部。这些正史所记的，有大一统王朝之史，也有割据偏安之国史，而不像清代钦定的“二十四史”，唯有正统王朝才能入正史。

在唐朝之前，如“前四史”这样一些经典正史，主要还是私人发愤撰述的结晶，直到初唐时，才开始由官方开设史局，组织修史队伍，系统的修撰史书，并命宰相监修。从此修史对于王朝正统性论证的意识形态价值得以凸显，后代的重要历史典籍多为官修。修史成为一种官职，名为史官；修史的场域，就是朝廷开设的史馆。

官修正史的可靠性，在于它有条件利用国家的档案材料，比如传主的履历、奏疏、朝政等记事，较为准确，其毛病则在于，官史的纂修均秉持着强烈的官方立场，甚至融入政争和派系倾轧，从而对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都有歪曲或抹杀（最典型的就是清代所修《清实录》，进行了持续性的洗刷和修改）。

所以读史，必以官史为参照，然决不可只读官修的正史，在许多记事上，稗官野史的真实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