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科学。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与交谈”。比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牺牲人数，中方学者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关于死亡20万以上的认定和南京战犯审判军事法庭认定的集体杀害19万、个别杀害15万的认定为根据，推定为30万；而日方学者中则既有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资料为根据认为死亡人数的上限应为20万以内者，也有以活埋记录、南京的人口统计等资料为根据推定死亡人数是4万甚至2万者。笔者认为，既然双方在“大屠杀”的性质方面有共同的认识，那么就应该以严肃的治学态度，从学术的角度认真挖掘和正确对待每一个史料，通过综合判断，得出科学的结论，至少不应该把学术问题的部分泛政治化。

　　历史是反思。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曾指出，“一切的历史都是思想史”。也就是说，单单澄清某个史实的真相并不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目的。所谓历史能使人明智，就是说历史能够让人反思，不但对逝去的人与事给予理解、同情、追思，还要反思自己，使自己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实现自我认识和自我超越，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便是我们常说的“以史为鉴”的意思。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成员中的日方学者里既有历史学者也有政治学者，他们多是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其中不乏有些带有强硬色彩的人，但是尽管如此，从日方学者承认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行为中，我们却了解到日本主流学者对那场战争的态度，尤其是通过他们所折射的日本主流社会（除一部分顽固分子之外）对历史的认识和反省，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历史也是现实。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曰，“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关注现实才是我们关注历史的真正目的，真正的历史研究的起点并不在着眼过去，而是在着眼现在，是为了解决当时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在当代的中日两国之间，围绕历史问题的纠葛，就有反映相互之间的偏见和不信任一面，为此，我们的历史研究应该为增进互相信任、避免刺激民族主义情绪服务，这是历史研究对现实的责任，当然也是对历史的责任，更是对未来的责任。德国与波兰的历史学家从1972年起就开始了共同的历史研究，同样的工作在德国与法国、德国与以色列之间也在进行。中日之间也概莫能外，与其争吵，不如坐下来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