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民国疑古学派究竟疑了哪些古？”

这是涉及中国史学和思想史的很严肃的话题。

一，关于“民国疑古学派”。严格讲，很难界定“民国疑古学派”这个概念。

只能说，民国初年开始，有若干学者参与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如何辨别真伪的讨论，后来有人称这一讨论为“疑古运动”，而参与者就往往被称为“疑古派”了。

前后参与这一讨论的人主要有——胡适、梁启超、钱玄同、顾颉刚、王国维、傅斯年、郭沫若、缪凤林、冯友兰、钱穆、范文澜、俞平伯、周作人、魏建功、钟敬文、朱自清、游国恩、杨宽、高亨、容庚、唐兰、马叙伦、童书业、吕思勉、罗根泽、陈梦家等近百人。

讨论的问题集中在——中国上古史的真伪；诸子著作的真伪；《诗》《书》《易》的作者和写成时间；延续两千年的史学思想和方法的考察和辨析，等等。

这一讨论，主要集中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迅速投入到了民族救亡运动之中。相关讨论虽未完全停止，但规模和热度，都大大降低了。

怎么评价这一讨论呢？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這一讨论，是以上世纪初“五四”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具体来说，通过讨论，也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史学和方法论成果。

二，顾颉刚、胡适、钱玄同，是上述讨论的发起人。顾颉刚，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1893年5月8日)，生于苏州一个经学氛围浓厚的家庭。但从少年时代，就被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所熏染。

他在《古史辨一册自序》中说：“这时候，正是国内革新运动勃发的时候，要开学校，要放足，要造铁路，要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要请求政府公布宪法，开国会，梁任公先生的言论披靡了一代。我受了这个潮流的涌荡，也是自己感到救国的责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议论时事。”

1916年，顾颉刚以第五名成绩，被北大录取，入“文科中国哲学门”读本科，这是后来北大哲学系的前身。

1920年毕业时，胡适将其留校，并作为自己学术助手。

当年，胡适在写作《红楼梦考证》时，得到顾颉刚不小协助。11月，胡与顾讨论，办一本《辨伪丛刊》，对古籍特别是“群经”的辨伪展开讨论。

这就是后来《古史辨》的最初由来，也是后来声势浩大讨论的缘起。

1922年，顾颉刚因祖母病重请长假回苏州。此时，商务印书馆约他编纂《现代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他在准备资料时，发现了相传两千年的中国古史中存在若干问题。他说：“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这期间，顾颉刚与钱玄同有过多次相关讨论的通信。后由钱玄同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刘掞藜、胡堇二人撰文驳斥钱顾，这是古史大讨论的真正展开。

三，顾颉刚所谓“疑古”的思想来源及主要观点。顾颉刚进入北大后，深受校长蔡元培提倡的学术自由思想影响，同时也受到陈独秀宣传的新思想以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的影响。

但是最直接的，来自两个方面。

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的》一文中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

“郑”是郑樵，宋代史学家；“姚”是姚际恒，清初著名学者；“崔”是崔述，乾隆时期的大学者。

顾颉刚1923年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他发现，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比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通过古籍来看历史，很可能“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例如，我们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顾颉刚认为，判别古史可信与否亦即推翻非信史的四条标准是——

第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他认为，古代民族，“原是各有各的始祖”。“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

第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他考证，《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史记》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甲骨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没有邦国种族的名目，可知商朝天下自限于“邦畿千里”之内。周有天下，用了封建制以镇压四方之国，比商朝进了一步，然而始终未曾没收了蛮貊的土地人民以为统一寰宇之计。……“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算作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

第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他认为，“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他们所说的史固决不是信史，但他们有如是的想象，有如是的祭祀，却不能不说为有信史的可能。”

“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

第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他说，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于是古代成了黄金世界。其实古代很快乐的观念为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所谓“王”，只有贵的意思，并无好的意思。“自从战国时一班政治家出来，要依托了古王去压服今王，极カ把‘王功’与‘圣道’合在一起，于是大家看古王的道德功业真是高到极顶，好到极处。”“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

四，如何看待顾颉刚的古史观点。顾颉刚，一直“顶”着“疑古”的“帽子”。

如何看待他的观点呢？

蔡元培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是颠扑不破的方法”。

钱玄同则称赞这一观点“真是精当绝伦”。

胡适说：“《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

郭沫若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一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

美国匹兹堡大学许倬云说，他们的研究工作“几乎无法避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到《古史辨》这部学术巨著的影响”。

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说：“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

1987年6月22日的北京英文《中国日报》说，顾颉刚“是国际承认的现代中国史学的奠基人，同时也受到数量日益增多的国外学者的研究”。

国外学者的众多评价，恕不赘引。

1993年，胡绳同志在《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说，顾颉刚“他的一生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丰富的遗产，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也必须很好地继承这笔遗产。不重视顾颉刚先生以及其他类似遗产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非常尊重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亲自点名，周总理亲自出面，请顾颉刚参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后来，毛主席又提名，让顾颉刚作《尚书》的译注工作。

顾颉刚先生治学极其严谨，一篇《尚书.大诰》，千多字，他考证的笔记写了六十多万字。他所考证过的古籍，如《诗经》，别人几乎再难发现他遗漏的资料。

当年，冯友兰将史学界划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顾颉刚并不以为然，他认为，“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而疑古者信的亦是真古，释古派所信的真古，即是“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

所谓顾颉刚“疑古”是否定中国历史，或者说是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影响云云，大约都出于没认真读过顾颉刚先生著作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