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出现过的名人：诺伯特·德纳、拉尔夫·爱默生、亨利·梭罗、亨利·詹姆斯、查尔斯·皮尔士、罗伯特·弗罗斯特、威廉·詹姆斯、杰罗姆·布鲁纳、乔治·梅奥等；著名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蒙古国现任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也出自哈佛。 近代以来，中国也有许多科学家、作家、学者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如胡刚复、竺可桢、杨杏佛、赵元任、陈寅恪、林语堂、梁实秋、梁思成、江泽涵、胡秀英、余英时、李欧梵等。 哈佛大学坐落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都市区剑桥市，是一所享誉世界的私立研究型大学，是著名的常春藤盟校成员。 截至2018年10月，哈佛大学共培养了8位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而哈佛的校友、教授及研究人员中共走出了158位诺贝尔奖得主（世界第一）。 18位菲尔兹奖得主（世界第一） 、14位图灵奖得主（世界第四），其在文学、医学、法学、商学等多个领域拥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及广泛的影响力，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 。

学术打假有多难？哈佛终身教授学术造假，31篇论文被撤，对此你怎么看？

要揭露学术造假，特别是要揭露供职于哈佛大学的殿堂级专家学术造假有多难？我们看看曾在哈佛大学工作数载、31岁被浙江大学破格评为最年轻教授、博导的国内学者郭磊的亲身经历。

以下为郭磊第一人称原文：我先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7年有余。分别从1998到2000年, 任哈佛医学院和Brigham and Women医院Research fellow。2003到2008年，任哈佛医学院Instructor，Brigham and Women医院肾病科Research fellow。哈佛医学院和Brigham and Women医院肾病科的科研是相当有名的，历史上曾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我从1999 -2000年，2003-2008年,先后共近7年来一直在此科一大实验室里从事多囊肾（PKD）相关基因的功能和病理机制研究。在前两年（1999年-2000年）的研究中，我做的相对顺利，发了多篇文章。2000年底回国在浙江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任教。2002年被浙江大学聘为教授，博导。2003年中，我应哈佛实验室老板邀请，再次到哈佛医学院，继续PKD方面的研究。

PKD1或PKD2的突变能导致PKD，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严重遗传病。在美国，对这种病的研究很热门，获得NIH资助的机会也较大。2002-2003年间，当时在PKD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发现突变导致PKD 的PKD2基因编码的Pc2蛋白被定位在细胞的原纤毛上。我刚去的时候，实验室刚刚发了一篇重要文章在《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 2003.2）上。这篇文章主要说，PKD1，PKD2编码的蛋白质都在细胞纤毛上，起着感觉细胞周围机械运动（如尿液流动）的作用。而这两个基因中的任何一个突变了以后呢，其在细胞纤毛的机械感觉作用缺失，以致细胞中的下游信号传导通路失去正常刺激信号，细胞重新开始生长。这个相对完美的故事当时在生物医学界引起很大轰动，因为它完美的解释了PKD基因的突变为什么会引起多囊肾。

这个突破是如此的重要，以致一时间众多科研小组纷纷跟进。在很短的时间（2-3年）内，几乎所有突变引起多囊肾的蛋白都被发现定位在了细胞的纤毛上，类似的 文章竟达数十上百篇之多，其中不乏Nature，Cell等所谓顶级杂志的文章。这些小组来自美国甚至世界各地。一时间，PKD蛋白位于细胞纤毛上，多囊肾的病理机制为细胞纤毛感觉功能的缺失，成为了多囊肾领域，细胞生物学领域和神经感觉领域等几大生物医学领域的白热点。这个发现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对长时间来人体细胞纤毛为无用的进化痕迹细胞器的重大科学共识提供了一个重要反例。所以，这个发现被誉为生物医学科研的重大突破级发现。

2003年我在刚至哈佛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将科研方向定在了这个被多个小组验证的重大突破上。

然而，我在这个方向的科研中，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我的研究表明，PKD蛋白在细胞纤毛上的现象，好像似是而非。刚开始我一直将信将疑，以为是自己技术上的原因，后来又怀疑是试剂上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这么多的不同小组都发现了这种现象，应该可以说这个发现是不可怀疑的。期间我用不同的细胞，质粒，试了各种不同的条件。而实验结果还是不很确定。实验室其他博士后也在议论纷纷，对PKD 蛋白到底是否在纤毛上，开始有一些疑问。这一段时期的确是我科研生涯中最痛苦的时期。

2005年9月份，实验室另一博士后因故离开，实验室主任把那个博士后的课题转到了我手中。由于他的课题直接和Pc2和纤毛有关，使得我接触到了他们发表所用的同样试剂。我用这些试剂一做实验，很快就得到了让我大吃一惊的结果。我的结果表明，那篇发表的文章中所观察到的Pc2在纤毛上的现象，其实是实验方法和试剂导致的假象。而这种假象是由抗体的非特异性结合造成的。根据我的观察，Pc2很可能不在细胞的纤毛上。为谨慎起见，我又做了很多不同的实验，重复验证了我观察到的现象。

实验室老板和其他博士后都不能解释我观察到的现象。很多同行研究人员私下里也认为我的发现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但是，如果他们承认我的发现，必然要否定原来已被科学界接受的重大理论突破，甚至在这个方向上已申请到的所有NIH课题都要半途而废。而且，对他们来说，更不能接受的是，如果他们承认我的发现，就要承认先前很多小组发表的论文，在关键数据上是造假或犯错而得的。

这时，我回过头来重读这些文章，就发现很多论文中明显不符科学逻辑的地方和明显造假的地方。如Polycystins 1 and 2 mediate mechanosensation in the primary cilium of kidney cells (Nature Genetics，2003.2)一文， Cellular and subcellular localization of the ARPKD protein fibrocystin is expressed on primary cilia（Hum Mol Genet. 2003 Oct） 一文。在这两文中，作者都犯了同样低级的技术错误。就是在用间接免疫荧光技术进行两种蛋白的共定位实验中，采用两个来源于同种动物的一抗。这种低级技术错误，不管是作者故意或无意犯下的，应是致命的硬伤。

我的发现揭示，PKD领 域这一重大科学进展，竟可能是这样一种皇帝新装式的东西。这种群体造假骗局，严重威胁了病人的利益和健康，对社会危害极大。良知和良心驱使我多次顶住实验室主任的压力，在实验室和科系的学术场合报道了我的发现。在科研报告会上我多次阐述我的发现和观点，并对那些文章和工作的科学性提出质疑。在很长时间内，哈佛科研同事中无人能从科学逻辑上有效反驳本人的观点。实验室老板对我的发现很不安，也一直让我重复一些无谓的实验。后来，我知道她是想让我知难而退。

我也曾多次向我们的科主任Dr. Bonventre谈及我对这些PKD论文的疑虑。Dr. Bonventre基本上没有正面回应我。而后本人多次受到他和实验室老板的暗示性言语威胁。但是，基于基本的科研道德规范，他们表面上也只好安排我继续验证我的发现。

从2003年来，实验室里也多人多次想用细胞内表达Pc2-GFP融合蛋白，观察是否能在细胞纤毛上观察到荧光蛋白的方法，来验证PKD蛋白到底是否在细胞纤毛上，以排除抗体非特异性因素的干扰。但是一直没有成功。这也是我的发现和质疑取得科研同事一定层面认同的原因。2006年4月，耶鲁大学一同行科研小组发表了一篇支持Pc2在细胞纤毛上的文章（Polycystin-2 traffics to cilia independently of polycystin-1 by using an N-terminal RVxP motif. Journal of Cell Science. 2006.Apr）。 文章声称于细胞纤毛上观察到了Pc2-GFP融合蛋白的绿色荧光。我所在实验室主任向此课题组索要他们所用的质粒。这个索要的过程相当曲折漫长。第一次，他们寄过来装在eppendorf小管中的小量质粒溶液，我们实验室不能将其重新转化克隆为质粒。第二次，我们实验室又再次索要，他们寄过来一个破裂的eppendorf小管。第三次，我们让他们将质粒溶液滴在滤纸上寄过来。这次我们重新转化后得到质粒。经测序分析，应为正确的Pc2-GFP的质粒。但是，我们按照他们发表的详细步骤，经过多次实验，不能重现他们的结果。而后和他们联系，他们又说可能我们所用的细胞系有问题。我们实验室又向他们课题组索要来细胞系以后。我们重新作多次实验，还是不能重复出他们的结果。

期间，我也联系了其它PKD界有名的教授和科研人员，提出了我的质疑。但几个学术权威，都是避而不答我的科学问题。

在这漫长而艰辛的岁月里， 我真的花了很大精力来验证此挑战整个PKD领域的科学发现。 我又采用各种不同试剂，反复重复实验，基本排除了技术和方法上的问题。这样，我相当相信自己的发现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在此过程中，我还无意中发现了本实验室其他博士后其它方面的造假现象和证据。这更验证了我对这个重大理论是造假而得的怀疑。

在实验室主任和科主任对这种重大科研不端嫌疑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本人因其时对哈佛医学院的科研信誉还相当有信心，遂于07年4月向其主管科研诚信的副院长Margaret Dale当面报告了这种发生在本实验室的很可能的科研造假现象，希望她能出面调查这一重大群体造假丑闻。

然而，在一个小时的会晤过程中，我从她嘴里听出了旁敲侧击的威胁。我坚持我的看法，并提供证据，希望她能展开调查。而且我明确表示，如她决定开始调查，我将提供支持和配合。她答应就此事进行问询。

在会后二十多天后，我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我写email给她，询问她是否已经决定开始调查我报告的科研不端事件。此email发出几天后，我就收到了实验室主任要我走人的email。

这是很直接的威胁和打击。我向本人所在的系里反映这是对举报者的打击报复。希望系里能改正这种违法行为。

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主管科研的副系主任Dr. Handin强词夺理地说我的检举是在我收到要我走的email之后，因此不是报复。

我对Dr. Handin明目张胆的说谎没有办法，只好向哈佛医学院主管科研诚信的副院长Margaret Dale求救。Margaret回复我email说，我在4月份与她的见面不是正式的检举；所以要我走人不是报复。后干脆矢口否认了我曾与她会见并举报学院内科研不端行为的事实。

我对哈佛大学医学院对我举报的群体造假一事的处理方式及哈佛医学院科研诚信副院长Margaret Dale的赤裸裸的谎言和强盗逻辑惊诧不已，并因此经受了长期的心理压力。

此期间，实验室主任，以及科主任Dr. Bonbentre多次对我进行言语的威胁。哈佛医学院又无人真正关心此事。 我走投无路，于2007年11月向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的科研诚信办公室（ORI）报告，说我由于举报科研造假不端行为受到了哈佛医学院的组织报复。

哈佛医学院在ORI的问询下，只好成立了两个内部的调查组来调查科研不端和报复二事。我以学院的科研诚信副院长涉嫌说谎威胁和报复举报者为由，要求ORI成立外部独立调查组，调查此性质极其恶劣的重大科研不端事件。

然而，ORI并没有考虑这一正当的合理合法的要求。这使得内部的调查完全流于形式。而我也在这种完全不公正的内部调查中，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和折磨，以至一度相当抑郁。针对报复案内部调查组在经过非常不公正的匆匆调查之后，下结论说我的工作终止与打击报复无关，只不过是时间上的巧合。

到目前为止，哈佛医学院针对此严重的群体学术造假，据说还在调查之中。也许，哈佛医学院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对我举报的科研造假的调查。哈佛医学院对此案的调查,很可能像他们处理诺贝尔奖得主Linda Buck课题组一案一样，不了了之。

此案从我2007年4月份向哈佛医学院科研诚信院长Margaret举报开始，到我2007年11月向美国政府机构ORI举报哈佛学术造假和威胁打击举报者，直到现在，我还没见到哈佛医学院的此学术造假案的调查组对此学术造假案的任何调查情况说明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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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至今仍然是多个顶尖学科的学术发源地，学术造假之风若不能及时揭露和制止，必将蔓延到全世界，祸害整个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