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去行政化；

二.消除弄虚作假。

三.引进国外人才，但国内大学之间严禁挖墙脚（最多只能借用）；

四.不要追求大而全，要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五.迎接AI时代。

如何评价司徒雷登？

1949年8月18日，就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前，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这篇社论长达三千多字，其中直接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约有五百字左右，引用其中的一段: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很明显，毛主席并不喜欢这位代表美国政府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而到了1951年6月24日，正值司徒雷登75岁生日之际，已经偏安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获邀参加庆寿活动，特意请示蒋介石是否以他本人的名义赠送鲜花。对此，蒋介石不仅不同意，而且还公开表示:

不欢迎司徒雷登再被派往台湾。

很明显，蒋介石也不喜欢司徒雷登。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曾显赫一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为何同时被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所不喜欢？难道，这位美国人真的有如此不堪吗？

司徒雷登（1876年6月——1962年9月），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成功的教育家和不成功的外交家。因为创立燕京大学而在中国声名鹊起，又因为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而变得声名狼藉。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的天水堂教士住宅，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传教的长老会传教士。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他自小接受了中国的传统和文化教育，尤其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1887年，在中国生活了11年的司徒雷登才随父母返回美国，接受起了西方的教育。之后，他在美国工作并且结婚，但仍然割舍不断与中国的情愫，遂携妻子一同回到中国再续前缘。

1918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达成了合并意向，一所是协和大学，另一所是汇文大学。其实，这两所学校早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后就试图合并，但却因为内在和外在的矛盾太多，多次协商都未果，直到此时才终于达成了妥协，决定选聘一位与原来两校都没有关系但却受教会支持的学者型人物担任校长。

于是，拥有教会背景而又长期在中国执教的“知华派”人物司徒雷登就成为了新校长的最佳人选。但是，由于所处的国内外环境，身边的所有朋友都建议婉言谢绝，但他还是最终接受了这个挑战。

1919年初，司徒雷登从南京北上抵达了北平，不仅会见了即将合并的两校有关人士，还召集了蔡元培等著名学者组成校名委员会，最终决定以“燕京大学”为新学校的校名。揭牌后，司徒雷登走马上任成为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新成立的燕京大学听起来非常“高大上”，实际上却规模很小，在校学生不足百人，师资力量严重短缺。面对如此的窘境，司徒雷登显得忧心忡忡，多次往返美国进行募捐筹款，终于缓解了燃眉之急。

有了经费后，司徒雷登决定给学校另选一处新的校址，选中了清华园西边的一块地。此处原先是满清王爷废弃的园地，如今已经辗转到了陕西督军陈树藩的手中。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以6万大洋的价格购入，再加上陆续买进的周边荒废地，使得燕京大学的新校址比原来大出数倍有余。

经过了数年的建设，燕京大学新校园内融合了中西文化，犹如宫殿一般富丽堂皇和庄严肃穆，倾注了司徒雷登的无数心血。在1929年迁入了新校址时，他不无得意地表示:

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

在司徒雷登的积极穿梭和不懈努力下，美国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同意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建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在增强燕京大学国际知名度的同时，更促进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短短两三年间，燕京大学就一跃而起，成为了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和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毫无疑问，它成为了中国当时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美和氛围最好的高校。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发起了侵华战争。作为校长，司徒雷登亲自带领燕京大学的师生走上街头进行游行，在队伍最前列，他一边行走一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就在司徒雷登赴美进行募捐期间，得知北平的许多高校都准备组织罢课以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立即返回中国并宣布燕京大学也将积极参与这次爱国活动。面对一些人的不理解，他公开表示:

有人问我，燕京大学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们答复“是”，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北平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迁往西南大后方，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而司徒雷登领导的燕京大学却选择继续留在北平。虽然凭借自己美国人的身份，日军对他有所忌惮，但仍然经常逮捕燕大的师生。

对此，司徒雷登积极出面斡旋，不断奔走于美国领事馆和日军司令部之间。他曾经这样表示:

北平沦陷期间，我的学生在参加爱国活动之后，每次回校总会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来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他们已在身体力行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39年，司徒雷登在沦陷区的北平依然无所畏惧，他在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中表示:

现在的燕京大学处在沦陷区，但并不是“世外桃源”，不要被日方的反面宣传所迷惑。

1941年12月，随着日军成功偷袭珍珠港，美日之间终于开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了。此后，日本也不再顾忌美国的反应，早就对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心怀不满的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大肆逮捕了数十名的爱国师生。

正在天津为学校募捐的司徒雷登也立即遭到了逮捕，还被押回北平进行监禁，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被释放出狱。在四年的监禁生涯中，他完成了前半生的自传，还在出狱后整理成了《在华五十年》一书。

刚出狱后的第二天，司徒雷登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一手创立的燕京大学，高喊“天亮了，燕大开学了”！

日本投降后，美国政府一方面积极为国共进行调停，甚至邀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进行“重庆谈判”；一方面又暗中支持蒋介石，甚至不惜使用军机帮国民政府运送部队。

1946年6月24日，马歇尔导演的“国共两党和谈”终于宣告失败，中国内战爆发了。不久，美国政府正式任命已经70岁的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希望利用他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为美国政府服务。对此，司徒雷登也心知肚明，他曾这样表示:

马歇尔之所以把我拉进他所致力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事业，是由于我享有自由派美国人之声誉，对全体中国人都心存友好，以及并无对任何派别和思想学派的明显偏爱。

可惜，由于司徒雷登从未有过从政的经历，他的外交经验几乎为零，在大使的位子上干得远不如他在校长的位子上那么出色。甚至于，他在很多问题上都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南京政府，都对他颇有微词。

自以为自己很了解中国，可司徒雷登还是错了！他坚信，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且也是唯一能抵抗共产主义的政府，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他辛苦塑造的“爱中国也爱美国”的形象开始迅速崩塌。

1946年11月，司徒雷登代表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签署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份条约使得中国进一步丧失了自主权，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美国，加深了半殖民地的进程，受到国内各方人士的强烈谴责。

1948年6月，当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爱国运动时，司徒雷登却一改往日的民主自由做派，力挺美国政府的各种政策。对此，全国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们都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燕大学生会还联络各校进行罢课，要求司徒雷登辞职道歉。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共双方的胜败之势已明。司徒雷登开始代表美国政府扶持李宗仁取代蒋介石，希望换取“划江而治”的结果，继续维护美国在华利益。这下，他彻底得罪了蒋介石。

经过“北平谈判”后，司徒雷登发现共产党人解放全国的意志非常坚决，而代总统李宗仁也始终没有真正掌控大权，解放军过江已经势不可挡。为此，他还暗中通过一些民主人士递话，希望可以访问北平，希望可以面见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

面对解放军的凌厉攻势，李宗仁不得不将国民政府迁往了广州。而作为外交惯例，各国的驻华机构也会一并搬迁，以表示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可是，司徒雷登却拒绝搬迁，坚持将美国总领事馆继续留在南京。

1949年4月23日凌晨，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很快攻入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入城之时，南京街头空荡荡的，只有一群欧美人冒险提着灯笼，站着主干道山西路上欢迎解放军入城，其中领头的就是司徒雷登。

入城的解放军表示，不论你们是哪国大使或者哪国侨民，现在正处于战争期间，请立即返回驻地。否则，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因为枪炮无眼。这些老外“邀功献媚”没有得逞，只得在碰了一鼻子灰后灰溜溜地离开了。

1949年8月2日，眼看中国大陆即将被解放，眼看新中国即将成立，司徒雷登只得黯然离开了中国。就在他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杜鲁门政府立即发表了一篇《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于1944年——1949年时期》白皮书，阐明了美国助蒋反共的对华政策。

而随着白皮书的问世，我党立即对美国政府展开了严厉的抨击。8月12日，就在白皮书刚刚发表不久，新华社就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争锋相对的评论文章。

之后，毛主席又亲笔撰写了五篇评论文章，以新华社社论的形式陆续公开发表，对白皮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与批判。而《别了，司徒雷登》就是其中的第二篇，文中还一针见血地提到:

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司徒雷登本人虽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也应该认识到他只是“代国发声”的大使而已。冰心先生就曾提到过:

司徒雷登帮助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多人都是坐着他的车，才得以进到了解放区，我们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过自己的人。

回到美国后，司徒雷登再没有得到重用，立即就成为了政治斗争和党派斗争的牺牲品。1962年时，他在贫困交加中逝世，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安葬于燕京大学校园内。不过，受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这个遗愿一直都未能实现。

到了2008年11月17日，经过中美双方的一致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安葬在了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也算是成全了他最后的心愿。在墓碑上，赫然刻着:

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