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世纪初考古学在中国萌芽，传世史料与考古学的关系就被人们所讨论。最初“证经补史”被认为是考古学的基本任务，这里面显然有浓厚的传统金石学的意味。到今天又有考古学家提出了“考古学的纯洁性”，认为考古学应当摆脱文献的束缚和影响，特别是在早期文明起源方面的研究当中。

△仰韶文化的发现者，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

尽管这些观点不那么一致，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无论考古学材料还是历史文献，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国古代的正史所记录的主要为政治史、军事史，无法囊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考古学家所面对的文物、遗址，不会自己说话，必须被考古学家“翻译”过来，这里面，本身就有很强的主观性。大家不要觉得物质遗存就一定是客观的，同一处遗址、墓葬，在不同的考古研究者看来，其时代、性质、族属可能大相径庭，答主这些年见到的此类现象数不胜数。

回到《史记》上来，考古学跟《史记》的关系，也是从考古学进入中国起就变得很复杂。稍微了解这段学术史的朋友都知道，在上世纪初有“中华文明西来说”，还有“古史辨派”，疑古之风盛行，《史记》等早期文献所记载的东周之前的历史受到怀疑。后来，随着殷墟遗址的发掘，大量的商代甲骨出土，罗振玉、王国维等史学大家利用这些材料来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他认为《史记·殷本纪》当中所载的商代十七世、三十帝的世系是可靠的。之后，更多的考古发现被纳入到历史研究当中，践行着王国维所提出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殷墟甲骨与王国维

但我们也要注意，并非出土文献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就意味着《史记》是错的。比如一些答主所提到的北大简《赵正书》的问题，《史记》记载胡亥、赵高篡改诏书，而《赵正书》说秦始皇本来就让胡亥继位，能够因此说《史记》错了吗？还是不能，目前《赵正书》只是孤证，而司马迁当年在撰写这段历史时，所参考的资料一定比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多得多，他最终采用了胡亥篡位的说法，一定有他的道理。对于这段记载，我们当然可以去否定去质疑，但是仅仅凭借《赵正书》是不行的。

再比如说苏秦、张仪的时代问题，这一点也有答主提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份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根据里面的说法，张仪比苏秦大得多，两个人没有同台较量的机会，跟《史记》《战国策》所载不同。是《史记》错了吗？仍然不能这么说。司马迁编撰《史记》以及汉代刘向校对《战国策》，都有很多的参考资料，其中或许就包括《战国纵横家书》，他们没有采信这个看法，也是有原因的。一言以蔽之，在不少问题上，作为孤证的出土文献不能用来作为否定《史记》的唯一证据。

那么，如果非要去找一些被考古发现所否定的《史记》内容，有哪些呢？也不是没有，先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比如很多朋友所熟知的项羽火烧阿房宫的事情，千百年来，这个说法几乎成为不刊之论，人们都相信项羽烧了阿房宫。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阿房宫遗址开展了许多工作，发现阿房宫的基址范围确实很大，但是在遗址上没有发现秦代砖瓦，也没有找到火烧的痕迹。可是在秦咸阳的其他宫殿遗址却找到了许多的建筑材料。这说明，阿房宫在当时就没有真正修建起来，项羽又如何能焚烧它呢？

还有一些相对来说属于细枝末节的问题，比如《史记》记载第一代轪侯名为利仓，但长沙马王堆二号墓中出土的印章表明，他应该叫“利苍”。《史记》记载第二代轪侯利豨死于汉文帝十五年，而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木牍记载，利豨死于汉文帝十二年。

还有些考古发现对《史记》的记载提出了挑战，但至今尚未有定论。比如吴国的始封地，《史记》记载了泰伯奔吴的事儿，《史记》记载，周太王的儿子泰伯为了不成为弟弟季历上位的阻碍，主动逃跑到“荆蛮”，自号勾吴，这就是吴国的开端。但是泰伯所奔的吴究竟在哪里呢？过去一直认为，在江南太湖流域，或者直接可以定在无锡苏州一带，但是考古证据表明，苏州现在能确定的最早的城市遗存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了，所以应当是在楚灭越国之后才逐渐形成，跟泰伯无关，有学者认为吴国最初在宁镇一带。还有些学者根据出土青铜器，推测泰伯所奔的吴并不在东南，而是在宝鸡，距离周人的核心区并不遥远，后来才逐渐迁移到了太湖流域。

△国博藏宜侯夨簋，铭文记载周康王封虞夨为宜侯，虞与吴字互通。

无论如何，即便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司马迁也依然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史记》的时间跨度非常大，是“二十四史”中时间范围最长的，司马迁又是凭借一人之力修撰，其难度可想而知。如此一来，出现一些错误也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