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曾经何时开始，在中国，公知，即“公共知识分子”成了一个不太好的词，但是，在西方公知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不是一般的人可以胜任的。在西方著名的公知人物，比如爱因斯坦、罗素这些人物是有极高声誉的知识人物。这些人除了有良好的学术修养，极高的专业研究成果以外，还通常能够跨行业与专业发表高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但是，在中国，公知的角色确实有点惨，常常是思想知识界的孤魂野鬼，缺乏专业训练，没有固定的专业领域，甚至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仅凭着自己一点阅读兴趣，或者道听途说，就敢下笔写下洋洋万言，话题不断地转移，思想飘忽不定，同时在多个领域里信口开河。立场多于证据，意气用事大于事实证明，妄断代替了逻辑推理，一言不合即开口骂人脑残。这种所谓的公知，我确实也见过不少。因此，当有人以轻蔑的口气谈起中国的公知的时候，我也能够理解。然而，这只是错误地冒用了公知之名，而无公知之实的一些人，并不是真正的公知。公知一定是有自己的学术研究的专业领域，并且有严格的学术训练的。像爱因斯坦、罗素才是公知中的典范。他们有自己的专业研究，而且专业还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领先水平，他们研究领域多个，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成为那个时代的开创者之一。他们的专业研究从来不是只局限于专业本身，而是要从人类的文明与人类命运的高度去看待自己的专业研究及研究成果。他们时时关注时事，坚守人类道德良知的底线，并且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发表演讲，直接推动社会进步。可见，真正的公知一定是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并且有自己专门的研究领域的，不是信口开河的知识万金油的那种。那么首先要明白，学术研究是做什么用的。人类有学术研究，只是分工的不同。一个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有一些人不做其他的事情，专门做探究万事万物的奥秘的工作，专门做这种探究工作的人，就是学者，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叫学术研究工作。这个工作与社会上的其他工作一样，都是需要严格训练，才能够入门，才能够熟练掌握的工作。而且，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对人的天赋、智力要求常常比一般的社会职业要求要高一些。因为，这种工作主要是通过利用人的智力，发挥想像，运用逻辑推理来工作的，因此，在智力上的要求一般比社会上的其他职业要高。严格的学术训练，首先是要有一颗真诚的心。真诚是一个人获得真知的前提条件。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造假，绝不虚浮，绝不以不知说知，以知说不知。能够做到和盘说出自己真实的认识与感受。这种情况有时也叫独立的研究精神。这是严格的学术训练中最重要的一点。缺乏了这一点，其他一切都会有问题。也正是因为这样，因此，在西方的大学里，对教师与学生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诚实。无论你是做作业，还是学术探讨，将自己所思所想真实地表达出来，不剽窃，不抄袭，不说违心话，这些个人的品质最重要。在这些方面，如果存在欺诈与撒谎嫌疑，一经证实，无论对方多么优秀，研究潜力多么巨大，都是一票否决制。所谓严格的学术训练，首先要培养的就是一个人的诚实品格。其次，严格的学术训练就是严密的逻辑思维训练。一个人也许真诚，但是，由于他不懂得如何正确思维，没有掌握正确思维的工具——逻辑学，那么，虽然真诚，但是也难免错漏百出。所以，在西方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的人，常常是指说话、写文章严格遵守逻辑规则。这不是仅靠真诚就可以获得的一种能力，逻辑是要通过专业训练才能够掌握的。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思维就是批判性思维，而批判性思维必须是建立在严格的逻辑训练基础上才会有的。缺乏严格的逻辑训练，很难看出互相矛盾的地方，也就很难发现存在的问题。学术研究许多时候要借助多种工具，比如实验、调查、考据等，但是，最常用的工具还是思维的工具。思维的工具就是逻辑学。一个人说话、写文章首先要过逻辑关。逻辑过关，不等于就是正确，但是逻辑不过关肯定是不正确的。逻辑不过关通常情况通常有概念含糊混乱、推理不正确，前后互相矛盾，错漏百出的现象出现。符合逻辑，是检验学术训练的一个重要指标。再次，学术训练就是要学会用证据说话，而不是靠权威，也不是靠人多。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不能够只有结论而无证据。而且提供的证据必须是与论题密切相关的，其关联性是能够证明。那怕是弱证明，也必须是相关的。在用证据说话这个问题上，任何结论的得出都不能够是孤证。也就是说，证据的提供必须是一个证据链。证据链之间不能够有断裂，不能够前后互相矛盾，只要提供的证据有一个与结论互相矛盾，那么这个结论就值得怀疑。孤证不能够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是，有时可以引发质疑。这个质疑过程也是学术研究的过程。质疑常常是有少量的证据对原先的定论或者权威结论提出不同看法，或者期待同行提供更多证据或者反证，或者期待权威结论的支持者提出新的解释或者新的证据。在拿证据说话这一点上，学术活动与侦探活动其实是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这个过程，你来我往，在自由、平等与开放的平台上的这种学术活动，就叫学术争鸣或者学术讨论。这是学术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严格的学术训练不是不可以假设，也不是不可以想像，相反，严格的学术训练也包括了作出假设，提出合理想像的训练环节。只是在假设的时候，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想像力的培养，也是严格的学术训练的重要内容。想像力在探究事实真相的时候是不可或缺的。在证据暂时缺失的时候，常常要通过想像力来补充缺失的环节。作出假设，也是需要有想像才可能的。复次，证据的来源有这么几个：1、文本证据，主要靠考据获得。某人有没有说过某个话，如果是古代的，就要去图书馆查阅权威资料。有时不同版本之间的记载不同，就要考查不同版本的差别，并且比较不同版本的可靠程度。查阅到的文本，需要注明资料来源、页码，出版日期。以便让人随时查阅。2、数据。有调查数据与实验数据。调查数据的其可靠性与准确性要靠调查量表的科学性、调查样本的数量与样本的质量以及统计方式，如果是田野调查，则要将调查到的现象与结果如何公布。如果是实验数据，要看实验方法是否科学，实验数据是否准确。调查与实验是最容易造假的地方，在西方学术造假最容易发生的环节也是这里，因为，这里完全靠一个人的真诚态度。有严格的学术训练的人都能够通过严格的调查、实验，准确地把自己按照科学方法获得的数据公布出来，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个思想观点而生造数据。3、事实。事实一般离不开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与结局。缺乏以上因素的事实是不完整的事实，不能够作为事实依据。最后，严格的学术训练一定是在某个领域里的长期专注、长期积累的结果。有严格的学术训练的人，其实也意味着他在某个研究领域里有专长，有兴趣，有积累。任何领域都有入门登堂、入室的问题。仅入门就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基本的方法与现有的最基本的研究成果需要掌握，这些如果没有经过一定时间的专门训练，是不能够入门的。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在专业上有研究专长的人成为公知，与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的人成为公知是大不相同的。有专业研究的人成为公知，他首先是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向社会延伸。因为任何专业知识发展到一定程度都必然会在社会公共领域里产生作用。比如一个医生对滥用抗生素药品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滥用抗生素是一个社会公共问题，但是，作为医生完全可以用自己专门的医学知识给予解释，当一个专业医生这样做的时候，他就由专业知识分子走向了公共知识分子。爱因斯坦由核能、原子2弹核武器，谈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成为一个坚定的反战和平主义者，四处发表演讲，这是爱因斯坦由专业研究者变成一个公知的过程。中国的公知普遍缺乏严格的学术训练，居然出现以公然造假为荣的公知，比如在韩寒涉嫌代笔、造假问题上，许多公知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社会责任担当，以为只要目标正确，可以不择手段。这是非常可笑的。公知如果想代表人类的正义、良知说话，必须首先坚守诚实的品格。因为一切社会罪恶都是因假而生。这也是这些年来，中国的公知声誉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