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已非“上学”和“知识”的统一

文/虹野

在群里和一些农村研究专家们讨论农村中“读书无用论”抬头现象，发现一种很有意思的逻辑，不少研究通过对农村学生错学的现象证实“读书无用论”，又因为读书曾经是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途径，进而推理得出“知识无用论”的结论，从“知识无用论”进一步推导出知识在整个社会分配中地位低下，然后再呼吁提高知识分子地位。这一个逻辑猛一看似乎有点道理，但是却经不起推敲。毕竟现在社会中，知识依然是稀缺的，有创造力的知识更是稀缺。知识无用论，或许是创新乏力的遮羞布罢了，只是拿农村教育说事却是有些不妥。

事实上，“读书”这个事实在农村人的眼里基本上是等于“上学”，至于上学学到的是什么“知识”他们根本就不清楚，在农村，读书就是通过升学实现身份转换的方式，读书能否获得有用的知识、这些知识直接转化为财富农民并不知道。而事实上，在升学为主的教育中，确实没有哪些知识能够带来财富。如果不通过“升学”带来身份地位的转变，读书对于农民来说一点点的意义都没有。

目前在农村“读书无用论”思潮的泛滥，应该是说“上学无用论”的泛滥，这和农村学生在高考中录取的比例缩小是吻合的。一项根据中国人民大学CGSS（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所做的定量研究显示，虽然城乡学生高等教育机会都在不断增加，但二者差距仍然较为明显，从整体看，城市学生高等教育机会是农村学生的2.56倍，较扩招之前有所扩大（从扩招之前的2.28倍扩大为2.77倍）。在不区分时间段的情况下，城市小学生的高等教育机会是农村小学生的3.17倍，城市初中生的高等教育机会是农村初中生的2.44倍，城市高中生的高等教育机会是农村高中生的1.26倍。

上学是否有用，在农民看来，甚至大部分国人看来，主要在于能否通过升学实现身份地位的转换，而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和高校等级分化，只有进入重点院校的学生才有可能以“学历”的含金量实现身份转换。而事实上，农村大学生在重点高校的比例逐年下降。如，北京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在1985年高达38.9%， 2014年的这一比例为18.5%，清华大学约为16%，而当年农村考生的比例超过60%。

正是农村学生通过上学无法实现身份的转变，故而农村才会有所谓的“读书无用论”的泛滥。当然，这种“读书无用论”事实上是“上学无用论”，而非是“知识无用论”导致农村学生不去读书。在李涛、邬志辉撰写《别让新“读书无用论”撕裂乡土中国 ——对中国西部一个偏远村落的实证调查》中，认为贫困农户对读书无用论的认同度最高，其中，少地贫弱阶层农户家庭对读书无用的认同度最高（68.89％），而完全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反而对读书无用的认同度最低（4.79％）。在这里认为少地贫弱阶层认为“读书无用论”更多的是认为“上学无用论”，而脱离土地的农民一般都是相对富裕且知道知识是有用的，他们应该是把“读书”当做了“知识”来理解，所以在调研中他们对“读书”的认同度比较高。

之所以在“读书无用论”的研究中出现一些比较奇怪的数据，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读书”所具有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是“上学”等同于“读书”，一方面“读书”等同于获取知识。正是如此，“读书无用论”就有了两个含义：“上学无用论”和“知识无用论”。只是遗憾的是，更多的研究都把“读书无用论”归因为“知识无用论”了。甚至指责农村学生辍学是对知识的不尊重，是“知识无用论”思潮泛滥。正是如此，我们在研究中常常忽视了，“读书“已经不是“上学”和“知识”的统一，获取知识的途径很多，转换身份的途径也不少，我们的教育不应该把农村学生身份的转换非得与升学联系在一起，而需要更多的考虑为农村学生提供更多有用的知识，提升农村学生的智慧。更不应该批评辍学的学生是对“知识”的不尊重，我们的教育更多的应该反思“上学”能为学生提供什么有用的“知识”才是。

虹野 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

（本文于2017年4月刊发在《新课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