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周恩来随后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科学规划”）。他有远见地提出和确定了四项“紧急措施”，即大力发展计算机、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并将新技术应用于工业和国防。

与西方知识分子比，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何没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可能和政治架构与文化背景有关。在我们的文化中，士大夫阶层信奉的是“学而优则仕”，以学成当官为知识分子的最高成就。政治架构的运行中，“官本位”主义更是促进了“学而优则仕”的主流地位。即使是现代，“官本位”的庸俗文化特质，依然控制着当代知识分子，他们很难能耐住寂寞坚守本业作出贡献。因为有官位，就会有一切，且比本业出成绩获得更多。

儒家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使得古代知识分子缺少使命感，自私自利，以个人私欲代替正义感。想当官，并为当好官而坚守正义的士子，纵观古代史少得可怜。

要想说全面，以个人知识水平感觉很难。西方知识分子表现突出，也是文艺复兴以后，解放思想的成果，西方知识分子并非从一开始就比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优秀。之所以，古代知识分子作为有限，与文化以“君权专制”、“官本位”等的传统影响有关。

总之，我们的文化中，糟粕太多，这才是问题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