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指有独立思考能力，以阐发或者运用知识为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范畴，大学教师、律师、艺术家、作家均属于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是在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的文化条件下产生的。

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几项？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20日，毛泽东主席到会讲了话。他指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成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

元朝将职业划为十等，儒(知识分子）归为第九，为什么元朝轻视知识？

在元代，作为知识分子的儒生可谓是斯文扫地。儒生的社会地位居然排在了农民与乞丐之间，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的说法。知识分子成为了“臭老九”的说法，应该就源于元朝。

南宋孤臣谢枋得和清代学者赵翼分别在《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和《陔余丛考》中，介绍了元代“九儒十丐”的现象：

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也。(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

又谓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而无七匠、八娼之说。盖元初定天下其轻重大概如此。是以民间各就所见而次之，原非制为令甲也。（赵翼《陔余丛考》）

造成元代儒生地位低下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有三点：

首先，宋末的残酷战争使儒生没有舞台。由于宋末战争太过残酷，元好问在《冠氏赵侯先茔碑》中写道：“兵兴三十年，朔之祸惨矣！盛业大德、名卿巨公之后，遭罹元元，遂绝其世者多矣。仅得存者，亦颠沛之不暇也。”战火烧了几十年，很多儒生家破人亡，不仅济天下之志无从谈起，就连好好活下去都成了大问题。据《元史·高智耀传》记载，在元太宗窝阔台汗时，“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数十年后，忽必烈即皇帝位，仍是 “时淮、蜀士遭俘虏者，皆没为奴”的状况。原来能做帝王师的儒生，居然沦落成了奴隶。除正史外，野史中有更多记载，如胡衹遹在《紫山先生大全集》中道：“士夫南冠，为奴者甚众，大夫、士、衣冠之子孙陷于奴虏者，不知其几千百人”，儒生的处境之苦，难以想象。

其次，元朝统治者人为地“以人划线”。蒙古贵族夺取全国政权后，在全国实行“四等人”制，将民众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 并按照等级划分，在用人行政、法律地位、赋役税收及科举名额分配等方面，有各种不平等的规定。

一等是蒙古人，为元朝“国族”，蒙古统治者称之为“自家骨肉”；二等为色目人，指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欧洲各族人；三等为汉人，主要指原金朝境内的汉、契丹、女真等族；四等为南人，主要指原南宋境内江浙、江西、湖广的人。儒生们多是大谈华夷之辨的汉人，他们完全处于末流，“儒户杂泛差役……与民一体同当”，其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再次，元朝根本就不重视科举。元朝消灭南宋以后，在元太宗窝阔台汗九年(1237年)，才举行了第一次科考，史称“戊戌选试”。这次科考一是并不针对所有儒生，参加考试者只是原金朝境内的儒生；二是选试内容只是简单的经义、辞赋论等，只要“不失文义”者都可中选；三是在录取者中，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入仕，还都是地方性的小官。

从表面上看，“戊戌选试”只是装装科举的样子；从深层看，“戊戌选试”使得一些沦为奴隶的儒生得以脱离贱籍，据《元史·选举一》记载，“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其结果，“得士凡四千凡十人，免为奴者四之 一”，在录取的4000多人中，竟有四分之一的是奴隶身份。“戊戌选试”的意义在于，通过科举这种方式，救济了流离失所及陷于奴籍的儒士，使他们以“儒户”的身份，取得了优免赋役的特权。 但“戊戌选试”并没有形成制度 ,一直到70多年后的元仁宗延祐二年 (1315年)，才举行了第二次科举。在这期间，儒生进仕为官的途径基本被封死了。儒生特别是沦为“四等人”的南人，更没有身份上的优势，最多只能“吏进”，却往往沉于下僚，老于笔吏。即使万里挑一，侥幸中了进士，还会莫名其妙的倒霉。至正八年(1348年)，王伯恂被主考官赞为天下第一奇才，其他考官却说王伯恂是南人，要降其名次，最后发榜，王伯恂竟然落第。当年的状元王宗哲，乡试、会试、殿试连中三元，这在宋代肯定会飞黄腾达，登上重臣之位，然而，王宗哲最终在元代官场中，却碌碌不见称道，《元史》中连他的传记都没有。

由此看来，儒生几乎无从当官，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技能又不怎么样，因此成为社会上最穷困潦倒、缺衣少食的阶层。“小夫贱隶，亦以儒相嗤诋取笑”，在一般人眼中，儒生即是最没出息的无用之人，落得个 “老九”的诨名，实在是悲哀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