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版，在国内几无反响，印数不过千册。1851年，日本海关在检查中国入境商船时，发现三本此书，如获至宝，连印十五版，极为畅销。1859年，价格已达首版三倍。1862年，日本维新派人士到上海，惊异发现从中国“淘”来的本国畅销书在中国早已绝版。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6月的一个夜晚，被发配新疆伊犁充军的林则徐路经京口（今江苏镇江）。在与两江总督裕谦幕客魏源会晤时，将自己在广州主持翻译的《四洲志》书稿交付之，并郑重嘱托他进一步广泛收集资料，编撰一部更为翔尽、更为可靠的史地全书，以助制订抗敌御侮良策。

魏源焚膏继晷，以一年多时间，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大量文献书刊资料和自撰的多篇论文进行扩编，完成了《海国图志》五十卷本。道光二十七年增补刊刻为六十卷，后又辑录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于咸丰二年补成一百卷。它全面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及民俗文化，“综一代典，成一家言”，（龚自珍语）魏源也由此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海国图志》是一部怎样的著作？它对推进我国近代史发展起到了哪些积极作用？它在我国乃至世界史地史上有何贡献？笔者学识不逮羞于论及，这里仅就此书当年的命运絮叨一二。文学兔

在中国古代，受认识自然水平的限制，人们想象在中国的四周是大海环绕，误以为中国位于全球中心。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使用“海国”这一概念，明确论述五大洲四大洋，中国与许多国家在陆地上是相毗的，这是对“天朝中心论”的一个反叛，自然遇到大清满朝士大夫的嘲讽和抨击。直至乾隆年间，像纪晓岚这样的知识分子精英在担任《四库全书》总纂官时，居然也对世界是否存在五大洲存疑，遑论那些冬烘先生！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战事失利。清朝腐败固然是其主因，但落后的中国不了解“夷情”，缺乏“长技”也是重要因素。魏源在《海国图志》序中开宗明义地说：“是书何以作？曰：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深受“重道轻艺”儒家传统浸润的清代朝野对外来文化不屑一顾，对西方“奇技淫巧”更是嗤之以鼻。就连曾修撰过美国通志《合省国说》、对西方自然科学技术颇感兴趣的开明学者梁廷枏也攻讦“师夷长技失体孰甚”，还引经据典论证诸如火炮、舟船“皆源于中国，何必舍近求远师夷？”在那些抱残守缺的朝廷官吏看来，“吾政教礼仪超乎于万国之上”，根本无法容忍魏源对“蛮夷”的崇尚和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