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岳你都听的懂吗？你能确定他讲的是对的吗？实际上就是易中天和王德峰比，同样讲六祖惠能，王德峰明显比易中天讲的视野更广，内容更深入。王德峰跟易中天等人最大的区别是:易中天们是“陈述历史”，王德峰是“讲解历史哲学，剖析核心思想”，能达到易中天历史水平的一大把，只是没他讲的生动。像王德峰一样能驾驭“坛经”、“金刚经”等，直达核心思想的而不是光讲讲历史故事的，中国没几个。所以王德峰要高出一个层次。

中国哲学界有没有很牛的哲学家？

有，是毛主席。他的五篇哲学著作是《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论持久战》。

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离不开军事方面的，而《论持久战》正是毛主席的军事哲学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这些光辉著作一直指引着中国革命的方向，在世界影响极大

，一些还被列入教科书，如《论持久战》等。

当代最有学问的人是谁？单指国学？

所谓：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国学”是对中国学术的简称，“大师”是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造诣者的尊称，“国学大师”则是指其学问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同时，“国学大师”不能光看其学问，还要看其道德即人品、文品，看其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以此衡量，近现代的“国学大师” 当首推唐文治、章太炎、陈寅恪、钱穆和钱钟书。

另外也有同名软件《国学大师》，古典图书集成《国学大师》集成古典图书2万种28万卷约24亿字。[1][2]

中文名

国学大师

研究范围

中国学术

主要时期

清末—现在

代表人物

张成、章炳麟、马一浮、王国维

代表著作

人间词话

史料记载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孙诒让在其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此后朝代更替，“国学”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变化。

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首次使用了“国学”这一概念。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宋代书院兴盛，涌现出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和岳麓四大书院。由此来看，“庐山国学”实际上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亦即后来的“书院”。

在当时的境域下，所藏之书和所讲之学，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可见此时“国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国医”是一样的。“国医”即国家的医学，“国学”自然亦即国家的学术了。在还没有“西医”、“外学”、“西学”等概念的境域下，这本来是个很好理解和接受的概念，只是当“西医”、“外学”、“西学”出现后，才容易产生歧义而引起争论了。

但是，真正把“国学”同诸多“外学”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清末民初。[1][2]

产生背景

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刺激，日本学界从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识本国文化，发出了提倡“国粹”、“国学”的呼声，并不无贬义地称中国文化为“支那学”。这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

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但黄主张先作“国学史”，使梁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而国粹派学者则趁机力倡“国学”。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次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标志着“国学”在国内的立足。[3][1][2]

认知辨析

辨析

“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国学是以先秦的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是共存共鸣的，没有主从关系。如果按时期所起作用而论，各家学说在各个时期都发挥着作用，只是作用在的领域不同而已；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思想统治领域起主流作用的是儒家，但其它各家学说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政治领域的法家、军事领域的兵家、医学领域的医家、还有道家、释家、农家等等，某一领域起主流作用并不代表全部。所以，国学的各个学派学说并没有主从之分，并不存在以哪一家学派学说为主体。

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以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济及书画、音乐、建筑等诸多方面。现“国学”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 “西学东渐”改良之风正值炽，张之洞、魏源等人为了与西学相对，提出“中学”（中国之学）这一概念，并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方面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恢复两汉经学。

以往对“国学”的释义，大致有以下几种：

（1）“国学”即“中学”

这一释义与清朝大员、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等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关。但因有“西学”一说而提出与之对应的“中学”并不周全，因为与“中学”相对应的概念应是“外学”，而“西学”则仅仅是“外学”中一部分，并不能涵盖日学、印度学等等所有“外学”。另外，因世界各国学校一般都有大、中、小学之分，用“中学”这样的概念，也很容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引起误解。

（2）“国学”即“国粹”

这一释义，是针对“中学”提法太笼统、宽泛而另提出的。

但顾名思义，“国粹”即国家学术文化之精粹。“国学”与“国粹”不论外延或内涵其实都不一样，硬把两者等同起来，无疑与事实不符：因为“国学”并非一切皆“粹”，而是有“粹”有“渣”。因此，把“国学”与“国粹”等同，要么名不副实，要么等于把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以外的内容排斥在外，又因人们对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之理解不尽相同，自然就很难使“国学”的内容及其解释规范化。而在实际操作上，这样的释义也行不通。主张这一说法的人，实际上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一切皆“粹”，因而把传统学术一篮子兜进了“国学”的筐子里。

（3）“国学”即“国故”

这一释义，是针对“国粹”一说太笼统，又鉴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并非一切皆“粹”而提出的。这种提法曾经被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所认可。“五四运动”时期的“旧派”、“新派”“国学”家们，几乎都使用过“国故”一词。1919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在此背景下，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摹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所谓“整理”，并非限于考证、训诂，还包括了评判价值、探寻因果。他们既以现代观念发掘、阐扬古学，又强调清理“国渣”，打倒“偶像”。

曾经将“国学”、“国粹”和“国故”并用、互换的章太炎，后来觉得“国故”比“国粹”妥帖，便把其阐述“国学”的第一部著作名之为《国故论衡》。甚至有人用“国故”取代“国学”，并发起了“整理国故”的运动。

（4）“国学”即“即中国固有之学，系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亦即“中国学”

这一释义，是针对“外国学”而言的。

这一释义，起初当以章太炎和邓实等表述得比较明确。章太炎在旅居日本主编《民报》时，曾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并为设在上海的“国学保存会”机关报《国粹学报》撰文。他认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又说：“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立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

可见，章太炎认为“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并把“国学”之兴亡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了。对此，《国粹学报》主编邓实表述得更加明确：“国学何者？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

“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其爱国，无不知爱其学也。”

既然“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而中国是个有诸多个民族所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把“一国固有之学”理解为“中华民族固有之学”，似更妥帖。

“国学即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释义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坚守，成为“国学”的通常定义。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国学”一词的解释就是沿用了这样的定义：“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

这可以说是自清末民国初至今，一直沿用下来的比较通用的定义。

张岱年先生在其所编纂的《国学通览》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国学，亦称中国学，即中国学术的简称。”

张先生既沿用了百年来通常的说法，却把“文化”二字剔掉，可能是鉴于《国学通览》所涉及的内容比人们所理解的一般文化层次较深之故。但张先生在应序中又使用了“中国文化是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现代的中国人应对于传统文化有比较明晰的认识”这样的用语，说明张先生并非排斥“国学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文化”一说。

通观上述原有关于“国学”的释义，至少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把“国学”与“中国学”等同，并视为“中国学”的简称，容易引起歧义：因为“中国学”既可以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也可以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尤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和社会令世人瞩目的发展，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在海内外勃然兴起，所以不宜再用“中国学”来泛称“国学”。

其次，“国学”的原有释义是从其外延上切入的。有的甚至谈不上“定义”，只不过是一种通常的说法，就好比把张家的物件说成“张家物”，把中国的学术说成“中国学”，再简称一下罢了。从外延上来界定、释义“国学”，由于把“国学”的研究范围或对象与其定义相混淆，所以，很容易在研究和著述时导致以下的局限性：

第一、若按《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编目排序，那么，“国学”著作汗牛充栋，实难尽述，无论对于研究者和学习者而言，无异等于作茧自缚；而若择其要者阐释，则见仁见智，很容易导致众说纷纭，难于体现一个学科（学说）的严谨性；

第二、若按历史顺序来讲述或阐释中国的学术文化，则冗长不说，更重要的是难于同哲学史、思想史等厘清界限，而且更容易导致见仁见智、挂一漏万等弊端。

因此，现今广为流行和讲授的某个学说，很少再有这样释义，而几乎都是从内涵上予以释义。所以，必须改变从外延上对“国学”释义的传习，而宜从内涵上另加释义。

4、重新释义“国学”

鉴于上述缺陷，有的学者尝试从内涵上重新释义《国学》，如宋定国教授在其《国学三部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中，就作了这样的阐释：

“国学”是“中国学术”或“中华学术”的国内简称，是研究中国即中华民族之传统学术文化之源、流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推动我国和世界学术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为目的的科学。

并明确了以下几点：

第一、“国学”作为“中国学术”或“中华学术”之简称，不仅包括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的、为各个民族所共有的传统学术文化，还应包括汉、满、蒙、回、藏等各个民族所特有学术文化。这样，就与清末民初所谈论的“国学”区别开来：当时所说的“国学”不仅不包括其它民族的特有学术文化，而且提倡“国学”最积极的“国粹派”，还有强烈的排满情绪。同时，这一释义也与海外所称谓的“汉学”区别开来：海外人士所说的“汉学”有时泛指中国学术文化，正如他们把“汉文”泛指“中文”，把“汉医”、“汉药”泛指“中医”、“中药”一样。

第二、“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源、流；

第三、“国学”所着重揭示的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第四、“国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我国和世界学术的进步和发展。

这一释义所揭示“国学”之内涵，剔除了原来仅从外延上加以释义之局限性。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一释义有违“国学”提出之初衷。

“国学”当初提出时确实没有面临像今天这样的形势，甚至可以说大相径庭：当时所面临的“灭种灭族”的危机，与今日所面临的“和平崛起”的形势，恰成鲜明的对比！因此，以这样的释义来突破其初衷，则正是适应了时代进步和形势变化之需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学”突破原来把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用一个“篮子”一股脑兜起来的简单作法，而引导人们不仅要用一个篮子把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兜起来，而且着重研究篮子里所兜的东西的源、流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并使人们在了解其规律的基础上，使之更有利于推动我国和世界学术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所以，这样做不仅不是、也决不会贬低“国学”，而且恰恰相反，把“国学”置于本该置于的恰当位置上，使它在地球人类的学林中占有本应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3][1][2]

评判标准

“大师”

所谓“大师”者，系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者的尊称。凡称得上“大师”者，其学问理应在同行、同专业中当属于出类拔萃者。

另外，“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还不能光看学问，光看作品，还要看道德即人品、文品，看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正如汤一介教授所说：“学问不错，人格又高尚，才可称为大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因此，“大师”理应是学问和品德方面之典范。

假如学富五车，学问做得很大，文章写得呱呱叫，但人品却很差，尤其是文品与人品脱节，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讲堂上、著作中说的、写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而不可辱”，可一到外敌入侵，就卖国投敌，充当汉奸，“富贵淫其心，贫贱移其志，威武屈其节”；或面对强权则一味卑躬屈膝，附炎趋势，“学风随着政治风标转”，充当“不管什么时候都吃香”的“吹鼓手”；或“满口仁义道德”，而行动上则男盗女娼；或口里老是叨念“淡泊名利”，而实则争名于朝、夺利于市，沽名钓誉、治学不严、投机取巧、差错百出，却又师心自用，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拒绝一切批评”等等。那么，像这样缺乏中华学人之良心、良知的“缺德”学人，也是断断不配当“大师”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师”之所以堪称“大师”者，不仅仅在于其学问之渊博和建树之卓著，更在于其虚怀若谷的胸襟，虚一恬静的心怀，尤其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有道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真正的“大师”，从来对此称谓默然视之，更不师心自用。张岱年先生2003初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诚地说：“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我只是研究国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学我研究得并不多，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就昭示出这样的大师风范。还有著名的书斋型学者蒋孔阳先生，也是当今融高尚人品与文品为一体的“道德文章”之典范。他为人一向淡泊恬静，宽容大度，但在学问上却一直“不懈追求”，却又恪守“为学不争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的治学态度。他说：“知识分子应以专业为社会服务。学者应当以学术为社会服务，不是用讲话，也不是用赚钱，而是用思想用知识和学问。”当有人问他：“你拼死拼活地干，又能有什么好处？”时，他淡然回答：“做学问，本来是出于爱好，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出于想对社会有一点贡献，而不在于自己有什么好处。如果要讲好处，自然用不着走学问这一条道路了。”他一生在美学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却虚怀若谷，坦言：“人生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学问也应当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顶点’，灵珠在握，天下都得听我的了。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我想，我们做学问，也应当有永不满足的精神。一旦我们了不起了，满足了，我们的灵魂也将为魔鬼所攫去。”（玉圣：《蒋孔阳：没在创造中》，《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4日）

张岱年和蒋孔阳先生，至少作为中国哲学和美学方面的“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还有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中，第一次廓清了他对于世人“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特“昭告天下”，请予摘掉。并称“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则更昭示了其不同凡响的大师之德！[1][2]

“国学大师”

“国学大师”，更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如今人们所称道的诸多“国学大师”，实际上顶多只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而已。这是仅仅就其学问而言。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距“国学大师”就更远了。

到底该怎么界定“国学大师”呢？

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而我们的“国学”，则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等在内的，蕴含极为丰富的称谓，所以，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也理应体现丰富的内容，即使按照西方学科的划分而言，也应是多面手，百科全书型的学者，既有卓有建树的学术著作，也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等等。

“国学”即便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简称，其蕴含极其丰富，单是在先秦，就有“百家”之说。在对于先秦“百家”的理解上，虽然历来众说纷纭，但至少包括阴阳、道、儒、法、墨、名、杂、小说，诗赋、纵横、兵、农、医、算、天文、地理、水利、堪舆、数术、纺织、建筑、制陶、冶炼和交通等等诸家学说。

而在秦汉以后，经过“国学”所固有的“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基本规律的作用，又涌现出许多新的学派和学说，那么，作为“国学大师”，理应是对国学所蕴含的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比较精通，并富有“很深的造诣”者；即使打个折扣，也理应是对其中多半以上的学说富有“很深的造诣”者。

从前面引述的张岱年先生“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之简要回答中，可以窥知他对“国学大师”的见解：即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张岱年先生虽然在这里没有具体谈及其具体内涵，但像天文、历算、农学、医学和养生学等等，至少包括在其中，可这些几乎都被长期排斥在“国学”家们的视野之外。

张岱年先生实际上提示了“国学大师”的最起码的标准，即单从学问方面而言的标准，可是，看看某些著名学府所开列的那一串串的“国学大师”名单，看看网上列出的一大堆“国学大师”名单，有几人合乎这个最起码的“国学大师”标准呢？

况且，“国学大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从学问和品德即文品与人品相融合为一的标准看，“国学大师”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堪配的！[1][2]

主要代表

依据前面所述“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从张岱年先生所认可的起码标准看，“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而且，“‘国学大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从学问和品德即文品与人品相融合为一的标准看，‘国学大师’应该是道德文章者流中的佼佼者。”

依据这样的标准，我们人为在近现代的中国，比较符合这个标准的代表人物当属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和钱穆。

1、梁启超（1873～1929年）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著名思想家、活动家、国学大家。“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早年师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运动，与黄遵宪合办《时务报》，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制造舆论，成为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失败后流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他表示支持并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君主立宪；尔后“政闻社”受查禁而被迫解散。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想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出任司法总长，后袁称帝野心暴露，便与蔡锷策划武力讨袁；袁死后依附段祺瑞，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内阁被迫下台，他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他赴欧考察西方社会，发现弊端，回国之后宣扬西方文明已破产，主张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随即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及著述。

梁启超被公认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敢于创新，推动了“史学革命”，并在革新文章风格方面，一马当先。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发明了一种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不仅像“中华民族”这样的称谓始自他的口中，而且像“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词汇，皆始于他的笔下。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不乏真知灼见。其著述在1936年版的《饮冰室合集》中，分《饮冰室文集》16册（45卷）和《饮冰室专集》24册（104卷），共109卷，1000万字。该书之中华书局1989年版，是1936年版的影印版本，装订成12册，共11094页。1-5册是《饮冰室文集》，6-12册是《饮冰室专集》。

通过《饮冰室合集》篇名详目可以清楚看到，就其著述的范围而言，从时评、政论、变法、维新，到中国学术文化即“国学”的诸多领域，几乎都涉及到了，而且在哲学、文学、（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等方面均有作品行世，以散文影响最大）、史学、经学、法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书法艺术等领域，均有建树，尤以在史学研究领域为最。

而从人品与文品相统一的角度来看，梁启超虽然经历曲折，思想行为一生变化巨大，但他敢于自我批判，敢于随着形势的变化，依据事实和实践的检验而自省，不断地认错、改错，并自称“流质”之人。他那严于律己，近于残酷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恰恰更昭示出他不同凡响的中华学人的良心和良知，高尚的人格和品德。

因此，从学术建树与人格、人品相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梁启超堪称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国学大师”。[1][4][2]

2、章太炎（1869～1936年）

章太炎，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要讲授国学即中国学术文化，先后出版《国学概论》《国故论衡》；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

章太炎在国学的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他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他堪称首推“国学”之第一人，其国学著作主要有《国故论衡》《国学概论》（曹聚仁记录整理）等，另著有《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儒术新论》《订孔》等。[5]

3、马一浮（1883.4.2－1967.6.2）

马一浮，名浮，字一浮，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思想家，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丰子恺推崇其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曾应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学任教，蒋介石许以官职，均不应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又去江西、广西讲学；1939年夏，抗战期间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建国后，任浙江文史馆馆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马一浮是中国现代国学大师，也是一位隐士，他一生致力于读书、教学，几乎没有参与其他社会工作。他 受聘于大学时，条件是不以教学纲要所定的正式课程为限，而自由宣讲；他创办复兴书院，所实行的是孔子设坛与学生漫谈式的教学法。他虽然过的是隐士的生活，名声却远扬四方，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均曾宴请他，并与之深谈；李叔同以他为友，丰子恺以他为师，梁漱溟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录自陈星《隐士儒宗·内容提要》）

　　其人少鲁迅二秋，与鲁迅、周作人同应乡试，高中榜首。彼时国将不国，马氏乃流学日、美诸邦，得书便读。中国第一部《资本论》，亦由马氏流入中土。马氏归国，知西方学说不足以指本心，拯膏肓，退而治经，尽读《四库全书》。后日寇入侵，乃避地蜀、桂，创办“复性书院”，后专事刻书，思保存圣贤血脉。近代新儒学，以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为三圣，而私意圣之一字，唯马一浮足以当之。马氏之学，身体力行，盖中国最后之理学家也。其人少丧丧母，旋又失怙，二十丧妻，遂终身不娶，亦笃于情者也。或劝其续弦，乃曰：“孔子子孙是濂洛关闽，非衍圣公。”无嗣。李叔同谓丰子恺曰：“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录自矫庵主人与何白通信）

4、陈寅恪（1890～1969年）

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被誉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说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因其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而其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著名诗人陈三立，因而被誉为“公子之公子”；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是唯一同时兼任跨越两个学科即中文和历史（一说兼任中文、历史和哲学三个系）的教授，所以，又被誉为“教授之教授”（一说因为当时许多教授也常去听他的课，因而被誉为“教授之教授”）。（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清华大学出版2000年版）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一说能背诵《十三经》）；1902年随其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就读于上海吴淞复旦公学；而后留学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国二十多年，掌握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多种文字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更精，加上深厚的“国学”基础，使其得以沟通中西、融汇中外，从而在学术领域多有振聋发聩之见，为国内外学人所推崇（清华大学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认为，陈寅恪通晓的文字有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匈、土等国文字自不必说，像蒙古文、满文、藏文、西夏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存的或已经消亡的文字，他都通晓。）（黄延复：《清华传统精神》，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925年陈寅恪回国后，被刚不久改制的清华大学聘用。“国学研究院”成立后，该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称“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梁启超也向人介绍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1926年6月，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和赵元任一起被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导师”。（同上）

1929年，陈寅恪应学生之请为王国维纪念碑撰文，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治学宗旨。1930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陈寅恪改任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义愤绝食而逝。治丧完毕，陈寅恪即随校南迁至长沙任教；南京沦陷后，又随校迁往云南，先到蒙自、后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首席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之职称（为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汉学教授），邀请其赴英就职兼治眼疾。他于是举家离昆明到香港，拟搭英轮转赴英国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得不返回昆明，仍被西南联大中文、历史两系合聘为教授。

1940年暑假后，他再次举家赴港以备择机赴英，出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香港沦陷，他“只好空坐家中”，尽管生活十分困难，常将衣物换食物，但拒食日本宪兵队奉命送给的面粉；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也被他严词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请他到已沦陷的上海授课，又被其拒绝而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5月，趁一暴风雨之夜，携家逃离香港抵桂林。“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夷犹。袖间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将其故丘归死之壮烈，纸上刳肝之豪迈，不惜杀身成仁的凛然正气耀然于笔端。之后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当时桂林的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活动，劝他参加，被他拒绝，并在《癸未春日感赋》中，以“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之诗句，以示嘲讽。

1943年，陈寅恪受聘为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教授，兼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并于当年举家从广西经重庆至成都，生活异常艰苦，到1945年春，终因得不到必要的营养致使双目几全失明。这对于一个视读书、写作为生命的学者而言，无疑是巨大创痛。“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表达了他的这种心境（《五十六岁生日三绝》，同上）。

1945年9月2日本签字投降，陈寅恪既为日寇投降而高兴，同时又为内战一触即发而忧心：“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同上）。

此时英国皇家学会再约他赴英治疗目疾，陈寅恪遂由成都搭航机至昆明，再经印度乘水上飞机至伦敦，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到1946年4月，其双目全部失明，遂辞去牛津首席汉学教授之职，欲赴美就医，后得知美医亦无良策后，于绝望中回国，仍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1948年平津战事吃紧，陈寅恪搭飞机南下，应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邀，至该校任教；1950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陈寅恪于是移教于中山大学，直到1969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仅据业已出版的《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9年版）、《陈寅恪先生全集》（台北里仁书局1979年版）、《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和《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而其中的《寒柳堂集》，包括《论再生缘》《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韦庄秦妇吟校笺》等，另附有《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和《寒柳堂纪梦未定稿（补）》等；《金明馆丛稿初编》，包括《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论韩愈》《从史实论切韵》等；《金明馆丛稿二编》，包括《李栖筠自赵徙卫事》《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辩证》《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武瞾与佛教》《读洛阳伽蓝记书后》《大乘义章书后》《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敦煌本心王投陀经及法句经跋尾》《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在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等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包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诗集附唐筼诗存》《书信集》《读书札记一集》《读书札记二集》《读书札记三集》《讲义及杂稿》等。

由此可见，其著述范围至少涉及“国学”之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诸多领域，至于其学术建树，陈寅恪被公认为是一位对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卓越学者，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宗教史、古典文学、敦煌学等诸多领域的精湛研究，均达到很高的境界，具有开拓和奠基的意义。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的最后20年》）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从陈寅恪的品德讲，其终生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各种强权和邪恶势力面前，慎重恪守中华学人的良心、良知，其铮铮铁骨真可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从学术贡献和人格、品德相统一的角度看，称陈寅恪为当代中国最为杰出的“国学大师”代表，名副其实。

[1][6]

5、钱穆（1895～1990）

钱穆，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9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8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秋天，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赠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在钱穆一生的著作中，“国学”始终作为主线贯穿始终。如《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版）、《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宋明理学概述》（台北学生书局1977年版）、《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版）、《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中国历史精神》（1964年香港增附三版）、《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另有《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周公》、《墨子》、《王守仁》、《刘向歆父子年谱》、《惠施、公孙龙》、《老子辨》、《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文化与教育》、《中国文化史导论》、《孟子研究》、《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中国社会演变》、《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历史精神》、《庄子纂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国史新论》、《四书释义》、《人生十论》、《黄帝》、《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庄老通辨》、《学龠》、《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湖上闲思录》、《民族与文化》、《中国历史研究法》、《孔子论语新编》、《中国文学讲演集》、《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力》、《中国文化丛谈》、《中国文化精神》、《朱子新学案》、《朱子学提纲》、《理学六家诗钞》、《孔子传》、《孔子与论语》、《孔子略传<论语>新编》、《灵魂与心》、《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人生三步骤》、《双溪独语》、《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史地理论丛》、《中国文学论丛》、《宋明理学三书随札》、《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国史学发微》）、《新亚遗铎》，等等。单从这些书目来看，国学的主导地位就一目了然，称之为“国学大师”，名副其实。

钱穆终生热爱祖国，正像他热爱国学一样，逝后，家人依照其遗愿，于1992年1月，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以上都是从其对于国学方面的学术贡献和人格、人品相统一的标准来衡量的，当然，4位之间，各有千秋，但总体来看，基本都符合标准。而无论在大学还是在网上所罗列的许多“国学大师”，则够格的不多！希望网友和管理员严格把关，不要将“国学大师”的桂冠矮化、丑化，不要给什么人都佩戴这一耀眼的桂冠，特别要警惕那些江湖术士的自吹自擂！即使对于与卓有建树的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只要他的建树不涉及国学的多个领域，尤其是品德不高，言行不一，不属于道德文章者流，就不宜冠之于“国学大师”！ [7]

6、王国维（1877～1927）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7、季羡林（1911~2009）

季羡林，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唯一的终身教授。早年留学国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8]

8、梅贻琦（1889～1962）

梅贻琦，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的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在清华大学任校长时，他为清华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一是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共同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9、辜鸿铭（1857－1928）

辜汤生，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惠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10、梁漱溟（1893—1988）

梁漱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9]

11、冯友兰（1895—1990）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24年(甲子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10]。

12、熊十力（1885.2.18-1968.5.24）

熊十力，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1]，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汉族。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镇张家湾人。[2]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与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和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被称为“新儒学八大家”。[2]1949年以后，以特别人士身份邀请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因反对文革，绝食身亡。

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哲学观点以佛教唯识学重建儒家形而上道德本体，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中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