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号“潜丘居士”，太原县(今太原市晋源区)西寨村人，生于明崇祯九年（1636）农历十月十四日，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农历六月初八，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考据大师，被尊为清代汉学之冠，被誉为“经学大师、考据宗师”。
　　早在明正德(1506——1521)年间，阎若璩的五世祖(高曾祖)居言(字西渠)就因为“世业盐荚”而侨寓于运河之滨的江苏淮安，到了明末清初，阎氏家族逐渐衍生、发展为淮安大族。虽然如此，侨居淮安的阎氏家族却一直与家乡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阎若璩的高曾祖、高祖、曾祖三代去世后的灵柩，都归葬于太原晋源区的阎家坟村西的凤凰山顶，至今仍然是太原一处著名的胜迹。其祖父世科、父亲修龄两辈，因为当时适逢明代亡国巨变，无法归葬家乡太原，只好寄葬于江苏淮安。
　　阎若璩出生于明思宗崇祯九年丙子(1636)十月十日亥时。据记载，他在少年时期有“口吃”“体弱”“资质颇钝，读书暗记不出声。”直至十五岁时的一个冬夜，读书有所障碍，若璩乃愤发不寐，直至四更天气，夜寒至甚，他仍然坚坐沉思，忽然感到心灵开朗，如门户大开、四周一片光明，从此以后他就“颖悟异常……视书一过目即成诵”。他以此在屋柱上题写了一句格言：“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诟问，少有暇日。”阎若璩以上“苦学开窍”的故事，对启发和教育少年从小树立“立志苦学，奋发有为”的上进精神，非常有益。
　　由于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规定：考生必须在“原籍”参加考试，所以阎若璩曾经于顺治二年(1663)、康熙二年(1663)、康熙五年(1666)、康熙十一年(1672)、康熙十七年(1678)先后回故乡太原参加乡试。但是“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他始终没有能够通过考试、取得功名，进入官场。
　　阎若璩对历史的实地考察，起始于故乡山西之行。出于对家乡故土和山川草木的深挚热爱感情，充分利用宝贵的时间，对有关山西、太原的历史地名、事件和历史沿革，进行深入的实地考察：他根据《尔雅》《元和郡县志》等书，考明太原县南三里有地名为“潜丘”者，即取号为“潜丘居士”，以表自己不忘故乡之情；他对晋祠“汾东王祠”“圣母庙”“晋源神祠”等历史演变沿革；并州泽薮“昭余祁”之地望；绛州、曲沃一带之文物古迹等等亦多有考证研究，并有自己独到、深刻的见解。
　　《清史稿》说：“若璩于地理尤精审，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如指掌……及于人名、类事、训诂、典制，事必求其根底，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可见其学术成就之高。阎若璩虽然一生未能踏上仕宦之途，却以自己广博的学问和深厚的知识，以独自创立的“以实证虚、以虚证实”的科学考证方法，成为清代经学大师和中国古代历史“考据学”的光荣奠基者。
　　还要指出的是：阎若璩是古代山西除《康熙字典》编纂者陈廷敬以外的又一位“帝王之师”。康熙三十八年已卯(1699)，康熙皇帝南巡江、浙，驾幸淮安时，就曾经召见以学问驰名于世的阎若璩，“以御舟行速，未果”。接着，当时尚为“皇四子贝勒殿下”的“雍正皇帝”，则以手书邀请其至京，据《不足斋笔记》记载：“皇四子以书币礼致之，先生力疾赴至都中，则相待厚甚。逾于宾友。”又《道古堂集》记载：阎百诗“晚年名动九重，世宗在潜邸，手书延请，复至京师，呼先生而不名。身虽不显，而道则享也。”
　　对于此事，《阎若璩先生年谱》则记曰：“正月登车，一月抵都……三月二十七日进府，殿下止府君跪拜，迎送执手赐坐，日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未尝不称善。凡饮食、药饵、衣服及几研、陈设诸物，罔不经心，目击其经典。命太医院林大文先生朝夕视，且曰：吾受益先生日正长，”不料，阎若璩在潜邸中居住两月之后，却患“下泄”之疾，神气委顿，于“六月六日，晨起顿首辞别。殿下固留不可，则命以大床为舆，上施青纱帐，二十人辇之，移城外十五里，如卧床不觉其行也，言笑自若。”于康熙(甲申)四十三年(1704)六月初七日卒于京师馆舍。享年六十九岁，世宗宪皇帝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月十七日，亲书挽章致祭曰：“先生挺出群贤之标，家世奕奕，衣冠而朝……不为荣利，沈思经籍……下笔吐辞，天惊石破，读书等身，一字无假。”可以说：在清代，受到如此殊荣的“帝王之师”，仅有“太原阎若璩”一人。
　　阎若璩的著作有：《古文尚书疏证八卷》《毛朱诗说一卷》《四书释地六卷》《潜丘札记六卷》《困学记闻二十卷》《眷西堂诗集》等。他的一生，表现出不盲从古人和不迷信权威的独立思考精神；重视实践、追求真理、不务虚假的科学、踏实的人生态度；不媚从权贵、以学问为崇的坦荡、正直人格。他除了与太原傅山、昆山顾炎武的交往以外，还和当时著名学者余姚、黄宗羲、屈大钧等有着广泛的交往和友谊。其声望和名誉并不在傅山、顾炎武等人之下，是一位对中国史学产生广泛、巨大、深远影响的著名历史人物。
　　阎若璩在几次回到故乡太原期间，曾经多次拜访、会晤比自己年长三十岁、当时已经名播天下的傅山先生，“傅山先生长于金石、遗文之学，每与会晤，穷日继夜，不少衰止”；他还与不远千里前来太原拜访傅山的著名学者、江苏昆山顾炎武先生切磋学问，顾炎武“以所撰《日知录》相质，即为改定数条，顾虚心从之”；他在赴京师赴“博学宏词科”考试时，曾与当时的“翰林编修”汪琬相交，为其所著《五服考异》纠谬数条，汪琬无言而从。阎若璩因此在京师声名大振。当时是“尚书”之位的徐干学向他指问《经》学，“先生应答自如”。“徐大叹服，即邀至邸，延为上客。每诗文成，必属裁定，”后来徐干学奉敕纂修《大清一统志》，乃邀请当时已经五十四岁的阎若璩担任《一统志》的分纂工作。阎若璩又用十余年，终于完成了《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工作。
　　《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古书，与《诗经》《周易》《礼记》《春秋左传》等并称为“五经”。是一本文字艰深、内容难解、古代读书人必读的书籍。它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由人秘密收藏才得以保存下来，被称为《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到了汉武帝时，又在山东孔府发现一部《古文尚书》(四十四篇)，至唐初由孔颖达将二者合而为一。阎若璩在二十岁时，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怀疑其是伪作之书，于是潜心研究了三十余年，采用“以虚证实，以实证虚”的考证方法，尽得其症结所在，写成《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在学术界确立了自己牢固地位。
　　在阎若璩之前，中国史学虽然早就有“考证”之学，但学者们多是采用在狭隘的书斋中埋头苦读、闭门造车，以虚辨虚的治学方法，这样研究得出的学术见解和结论，虽然比不辨真伪、盲从前人进了一步，但是这种知识毕竟还是与真正的学问和客观的情况存在着相当的距离。
　　针对以上情况，阎若璩首创采取了“以虚证实，以实证虚”的治学方法，他把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精神贯彻运用到自己的史学研究当中，在古代交通条件落后、困难的情况下，不辞劳苦地跋涉山水，把读书过程中发现的相关问题放回到实践中加以研究、考察，经过实事求是的抓梳剔除和审慎严密的思考分析再作出判断，对相关的疑难问题作出确切、明白的科学解释，在很多存在分歧的学术问题上，都能够说出翔实有理的证据和见解，真正做到“言而有据，实而有证”，使存疑者豁然开朗，使异见者无言以对，他的这种科学作风，不仅为后世学人树立了一代师范和楷模，而且更使得后世读者能够通达顺畅地跨入知识殿堂的大门。历史研究的科学发展证明：这是一种值得学术界和读书界高度提倡的科学态度和治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