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已经告别文盲遍地的时代、学者只是职业的一种时，奉劝某些“知识分子”，别再妄想垄断知识，自以为高人一等，清醒地认知自己，了解社会，贴近大众，增加奉献社会服务国家的使命感，就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良知。

什么是重点知识分子？

重点知识分子是指在同时代社会劳动者中具有较高程度文化专业知识，并以创造、积累、传播文化专业知识为专门职业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随着阶级的出现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而产生，它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的消灭而消失。所以，它是社会分工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不普及而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一个社会脑力劳动者阶层。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确定知识分子的标准不同。重点知识分子的含义也是不同的。

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从这个词出现到现在，它的定义有没有变？

●知识分子的定义是指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掌握专业知识，以脑力劳动达到赚钱谋生的职业人，知识分子广泛分布在各行各业中，矗立在体力劳动者之上，玩弄老百姓。几千年来一直都没有变，现在更加变本加厉。老子有钱，你奈何不了我。

知识分子都是西装革履，说话斯斯文文，由于过渡用眼，都是高度近视。

元朝将职业划为十等，儒(知识分子）归为第九，为什么元朝轻视知识？

在元代，作为知识分子的儒生可谓是斯文扫地。儒生的社会地位居然排在了农民与乞丐之间，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的说法。知识分子成为了“臭老九”的说法，应该就源于元朝。

南宋孤臣谢枋得和清代学者赵翼分别在《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和《陔余丛考》中，介绍了元代“九儒十丐”的现象：

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也。(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

又谓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而无七匠、八娼之说。盖元初定天下其轻重大概如此。是以民间各就所见而次之，原非制为令甲也。（赵翼《陔余丛考》）

造成元代儒生地位低下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有三点：

首先，宋末的残酷战争使儒生没有舞台。由于宋末战争太过残酷，元好问在《冠氏赵侯先茔碑》中写道：“兵兴三十年，朔之祸惨矣！盛业大德、名卿巨公之后，遭罹元元，遂绝其世者多矣。仅得存者，亦颠沛之不暇也。”战火烧了几十年，很多儒生家破人亡，不仅济天下之志无从谈起，就连好好活下去都成了大问题。据《元史·高智耀传》记载，在元太宗窝阔台汗时，“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数十年后，忽必烈即皇帝位，仍是 “时淮、蜀士遭俘虏者，皆没为奴”的状况。原来能做帝王师的儒生，居然沦落成了奴隶。除正史外，野史中有更多记载，如胡衹遹在《紫山先生大全集》中道：“士夫南冠，为奴者甚众，大夫、士、衣冠之子孙陷于奴虏者，不知其几千百人”，儒生的处境之苦，难以想象。

其次，元朝统治者人为地“以人划线”。蒙古贵族夺取全国政权后，在全国实行“四等人”制，将民众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 并按照等级划分，在用人行政、法律地位、赋役税收及科举名额分配等方面，有各种不平等的规定。

一等是蒙古人，为元朝“国族”，蒙古统治者称之为“自家骨肉”；二等为色目人，指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欧洲各族人；三等为汉人，主要指原金朝境内的汉、契丹、女真等族；四等为南人，主要指原南宋境内江浙、江西、湖广的人。儒生们多是大谈华夷之辨的汉人，他们完全处于末流，“儒户杂泛差役……与民一体同当”，其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再次，元朝根本就不重视科举。元朝消灭南宋以后，在元太宗窝阔台汗九年(1237年)，才举行了第一次科考，史称“戊戌选试”。这次科考一是并不针对所有儒生，参加考试者只是原金朝境内的儒生；二是选试内容只是简单的经义、辞赋论等，只要“不失文义”者都可中选；三是在录取者中，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入仕，还都是地方性的小官。

从表面上看，“戊戌选试”只是装装科举的样子；从深层看，“戊戌选试”使得一些沦为奴隶的儒生得以脱离贱籍，据《元史·选举一》记载，“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其结果，“得士凡四千凡十人，免为奴者四之 一”，在录取的4000多人中，竟有四分之一的是奴隶身份。“戊戌选试”的意义在于，通过科举这种方式，救济了流离失所及陷于奴籍的儒士，使他们以“儒户”的身份，取得了优免赋役的特权。 但“戊戌选试”并没有形成制度 ,一直到70多年后的元仁宗延祐二年 (1315年)，才举行了第二次科举。在这期间，儒生进仕为官的途径基本被封死了。儒生特别是沦为“四等人”的南人，更没有身份上的优势，最多只能“吏进”，却往往沉于下僚，老于笔吏。即使万里挑一，侥幸中了进士，还会莫名其妙的倒霉。至正八年(1348年)，王伯恂被主考官赞为天下第一奇才，其他考官却说王伯恂是南人，要降其名次，最后发榜，王伯恂竟然落第。当年的状元王宗哲，乡试、会试、殿试连中三元，这在宋代肯定会飞黄腾达，登上重臣之位，然而，王宗哲最终在元代官场中，却碌碌不见称道，《元史》中连他的传记都没有。

由此看来，儒生几乎无从当官，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技能又不怎么样，因此成为社会上最穷困潦倒、缺衣少食的阶层。“小夫贱隶，亦以儒相嗤诋取笑”，在一般人眼中，儒生即是最没出息的无用之人，落得个 “老九”的诨名，实在是悲哀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