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其实是需要有一些问题意识作为主导的。问题意识与历史学一贯追求的反思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阅读，不仅是我们“对话”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能够让我们进入特定语境的方式。在研究实践中，我们常常会感到：即便同样是汉语世界的学人，我们在和古人、和前辈、和同事对话的时候，仍然会有言语上的隔阂和理解上的参差。同样的文章、同样的材料，不同的读者会体悟出不同的内容。就同一个读者来说，在不同阶段和心境下，也会读出不同的内涵。这就要求我们要放下身段，不断地追问，往复地对话。而这种不断追问和往复对话，在邓小南看来，是需要引导的。而这个引导，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二者是能够深入对话的前提。
很多时候，对话会涉及到内在与外在的关系问题。大约十年以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老师翻译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Hoyt Tillman）教授的著作《宋代思想史论》。在译完这部书后，杨立华就他在翻译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做了一个总结，写成一篇文章《在母语的防线上》发表。他说道：“从真正的内在立场看，我们对汉语文化的注目根于内心深处不容或以的冲动。这冲动超越了所有的计度和衡量，也超越了所有的价值考虑。”但是他觉得，相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外国学人是以阅读中国为目标的。田浩教授在《我的思想史研究》这篇文章中，也直接说到了作为老外在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优势和好处。他说：“老外有一个好处，可以从外面的角度来看一个传统。一个在传统中长大的人，研究这个传统，很容易觉得这样子的演变、发展是自然的，不必解释……从外面看，可以看出一些新的立场或是问题。”外部的立场对于刺激一种新的认识很有益处。由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主编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不久前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中译本。在这套书的总序部分，卜正民教授也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卜教授引用了朱维铮教授的一段话：“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邓小南认为，内在的视角和外在的视角确实是应该互补，不同观察视角的组合，人们才能对中国和世界各个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包括生活的经验有一些新的体悟。“内在理路”和“外部立场”其实不仅体现出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出发点不同，也反映出人们对很多问题的观察都会有面向上的差异。但正是由于有这些差异，才能够丰富学界对于整体的认识——这也是我们需要寻求“深度对话”的原因。通过深度对话，我们希望建立“共通”的而不是“共同”的话语，让我们的叙事和理解能够更加贴近历史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