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Nature发表的第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出现在1930年, 作者是YH Woo。
这当然是大名鼎鼎的物理前辈吴有训先生了，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以系统、精湛的实验为康普顿效应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却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而这篇论文所研究的，正是他以此出名的X光散射问题：

至此，第一位发表Nature论文的中国学者，就水落石出了。不过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不妨顺便再查一下解放后新中国发表Nature的第一人：

这篇论文到1979年才出现，来自邹承鲁先生。而这，是检索出来的自1900年以来来自中国的第24篇Nature论文，包括那些读者来信。而截至2017年，以China为地址检索出来的Nature论文，已经有1231篇：

虽然说Nature论文只是一个缩影，从中也也可看出我们走过的百年历程。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社科学者？

他曾在微博上回应在贵州担任村官一事，“我绝不在贵州领一分钱工资补助和报销车马费，绝不到村民家白吃白占，全是自带干粮；希望能将布依族的安章村从衰败中得到修复，通过建立文化旅游性质的‘布依大院’，并为天下的艺术家打造一片创作空间。”于建嵘任职村官一事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赞许。毋庸置疑，于建嵘的“村官”之任以及他多年以来的立言立功和特立独行都成了国内社科学者的一个标杆。然而，在崇敬于老师之余，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却是国内大多数社科学者的碌碌无为、中庸当道、趋炎附势、得过且过。于是，忧从中来：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社科学者呢？在我看来，中国需要具有以下五类气质或者说禀性的社科学者。一是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是对一个学者的最基本要求。缺乏独立思考，人云亦云，不可能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所有的出类拔萃的研究成果和杰出事件都是独立思考的产物。然而，纵观国内学术界，尤其是社科界，即便是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禀性要求，却也成了一种奢望。流行于国内社科学术界的，不是独立思考和长期苦读和刻苦钻研，而是抄袭、模仿、拼凑和随大流、追热点和人云亦云。就我所熟悉的经济学领域而言，可以说，90%以上的发表文章都是建立在抄袭、模仿的基础上的，真正独立思考的、富有原创性的论文少之又少！这些文章中，那些借用国外的工具和已有的模型，然后用一些中国的数据，做一些所谓的实证，就算是稍微好一点的；而大多数差一点的文章，就直接抄袭或者是东拼西凑（大量的收版面费的期刊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不仅文章如此，许多经济学者的言论亦是如此。从网上、电视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经济学者的“未经大脑”的言论。这些言论或哗众取宠、或惊世骇俗，但就是没有一点常识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二是独立人格。独立思考建立在独立人格上。没有独立的人格，就不可能有独立思考的禀性。国内大多数社科学者之所以没有独立思考，恰恰就在于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主要表现为：（1）对权力的趋附和膜拜。一些学者见风使舵，权力者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一些学者趋炎附势，权力者要什么，他就论证什么；一些学者不以学术尊严和学术成果为追求，而是以一官半职为荣。（2）对金钱的追逐。在申报科研项目时，依据的不是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想的不是做出多么优秀的成果，而是以捞取科研费为目标；挂职多个独立董事，捞取企业资金；四处拉关系、找赞助，甚至直接搞腐败。（3）对大众的谄媚。沽名钓誉，热衷于哗众取宠；不坚持常识和真理，语不惊人死不休。最典型的就是国内某些所谓的地产专家，经常放一些毫无常识的、没有研究基础的言论，以博取大众的眼球和点击率。（4）对机会的把持。一些社科学者，在拥有一定职位和声望后，就成了“学霸”，把持着论文发表、课题申报、学位设立、科研成果评审、硕博士招生等方面的机会。（5）对真理的漠视和对真相的隐瞒。许多社科学者，在教学和科研中，屈从于来自权力的压力，不敢坚持真理，也不敢披露真相，而是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良知的沙漠里，漠视社会的黑暗、不公和特权横行。三是深入真实世界。社会科学是一种来自真实世界的科学。没有真实世界的案例、数据和细节，所谓的社科成果不过是象牙塔里的臆想而已。然而，纵观国内社科界，可以发现，臆想多，真实少。就我所熟悉的经济学领域而言，尤其如此。可以说，大多数经济类文章都是为文章而文章，都是象牙塔里的产物。它们中的95%以上都是一些学者，套用几个并不真实的数据，利用一些回归模型做出来的，里面鲜有来自真实世界的调查、来自对历史的详细考究和来自对细节的深入研究。对此，科斯、张五常和周其仁等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当前的经济学逐渐走向了形式主义和数学主义，成为一种纯粹的智力游戏，而缺失了对真实世界的关注和来自真实世界的血与肉、灵与性、真和美。四是历史和全球视野。社会科学既是当代的，也是历史的；既有民族性，也有世界性。真正好的社科成果，都是现实与历史的交汇、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共融。如果缺乏历史的底蕴，没有来自历史的证据支持，它就会显得单薄而苍白；如果只有民族性，而没有全球视野，它将显得憋昃、狭隘，缺乏普世的意义。然而，在历史方面，纵观国内的许多学者，或者缺乏基本的历史知识，或者迷信于某些说教而对历史断章取义，或者用政治的言词来代替历史的事实和对历史真相的考究，或者知道历史但却缺少一个通观历史的理论逻辑（就像North和Acemoglu等人那样，既懂历史，又能用具有内在逻辑一致的现代理论来阐释历史）。而在全球视野方面，则更是憋昃和狭隘。很多社科学者不读国外史和世界史，不读外国文献，尤其是在研究中，更缺乏一种基于全球视野的比较研究。就我所熟悉的经济学领域而言，真正建立在全球视野和历史上的、杰出的比较研究成果，国内还聊聊无几。五是批判中的建构。对社科学者来说，批判精神是我们应秉持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光有批判还不够，更重要的应该是建构。就像破坏容易、建设难一样，批判和建构也是不对称的----批判容易，建构难！这一点，国内的大多数社科学者也做的不够好。多数学者热衷于批判，而很少提出建设性的、可行的方案，更缺乏能深入基层、深入社会去指导建设、指导实践的社科学者。 是的，中国需要大多数社科工作者具有以上五种禀性和素养。然而，目前，就我所接触的和我所了解的，只有于建嵘先生等少数几个人能真正做到。在与于老师的接触中，你可以知道，他不仅有着独立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精神，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长期深入真实世界搞调查研究（如与上访者同吃同住同坐同去部委找人关注社会问题）；他关注社会，发起微博打拐，宣扬社会公平正义；他既批判又建构，奔赴贵州省兴义市则戎乡纳具村任村主任助理，指导乡村建设；他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又有宏远的全球视野；他毫无学霸气，待人接物心平气和、帮扶青年才俊的成长……是的，中国的社科学者都应该向于建嵘学习。唯有这样，中国的社会科学才能真正繁荣、才能开出真理之花、才能结出指导实践的丰硕之果。不过，中国还需要一种土壤：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土壤。没有这样的土壤，就不会有千千万万的于建嵘式的社科学者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