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孟轲（约前372年—289年）、王守仁（1472年—1528年）. 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陆九渊(宋)； “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王阳明(明)；

阎学通和金灿荣谁更厉害呢？

金灿荣与阎学通都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专家，但两人对国际关系的解释逻辑是不一样的。所以金灿荣在演讲前总会说，他只是一家之言，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国际关系就只有他这一种解释方式。

金灿荣是基于唯物史观，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是工业化决定了中国的崛起，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复兴；对于国际关系的判断，也是基于工业化这一世界观来研究分析的。

阎学通是试图概括出决定大国崛起，同时也是决定大国衰落的同一逻辑，这个逻辑既要能解释了大国崛起的原因，也要能解释大国衰落的原因。他认为西方学界所总结的“制度决定论”是错的，制度决定论只解释了崛起的原因，却没能解释出衰落的原因；而“过度扩张论”只解释了衰落的原因，却没能解释崛起的原因。阎认为这在方法论上是不对的，崛起和衰落的原因应当都抽象概括出为统一原因，这才更加接近规律真相，他将其概括为“大国领导力”决定的，将其理论命名为道义现实主义。

就我个人对两位学者的观点的理解：

金灿荣：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社会、政治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经济中去寻找，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因此就金灿荣的工业化唯物史观来说，我认为他对中华复兴的根本原因的解释，更接近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这一规律本身。

阎学通：试图以一个逻辑体系解释整个国际关系，而不是只能解释国际关系中的某一部分，这可以说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一个“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就是一个逻辑体系要能解释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历史阶段。从这一点来说的话，阎学通的理论更契合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

在我个人看来，领导力与工业化是相辅相成的事情。领导力与工业化的关系，工业化就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领导力就是遵循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力。

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就是因为领导力强才实现的工业化。而印度就是因为领导力弱，所以工业化怎么都实现不了。二战后实现工业化成为发达国家的那少数几个国家，在其跨越门槛的关键时期都处于有较强领导力的时期。实现了工业化，同时在拥有领导力的情况下，那这个领导力就会变得更强，工业化进程就会加快，工业化水平就会更高更强。

两个人的学术水平都很高，从不同角度弱化了西方“制度决定论”对中国国家治理的误导。而西方化的制度决定论，在公知眼中，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两人的理论逻辑对于建立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两人各有千秋，在学术上很难分出高下，演讲上肯定是金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