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有是研究中华远古史最远最深的人，也使我得益不少，实为小弟敬佩不已。可惜本人卑下，无法联通。我相信天借人缘，自会有见面长谈之日。因其非圣人，故孰能无过，其错在夏商周历史上没有多下功夫。根不稳，杆则危也！易失其真！以错误的伐纣年及三代史，作为基础，而得出的公元前帝王纪年，必然离真成伪。我所欣赏的是他得到的《九天传》及在朝的《山海经.天地图》古文献，是当今最能证明远古皇帝存在以及《山海经》非全为神话最有力的证据，其人功不可没。

古蜀文字谁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古蜀国没有文字，这是考古专家讨论研究的话题，只有符号称为“古蜀符号”。
　　巴蜀符号，又称巴蜀图语或者巴蜀图形文字，是在中国四川省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期的文物上，发现的150个不同图符，统称“巴蜀符号”。它们多数是实物图像，既没有动词、形容词、和连接词，也没有数目字，这还不能构成文句，只是看图解寓意的符号，既和甲骨文、古彝文不同，也与后来的巴蜀文字不一样，是目前国内惟一一种未被破译的公元前古代文字。我国学者钱玉趾认为这些图符可能是2400多年前的一种拼音文字。也有人推测“巴蜀符号”可能和金文一样，属于四川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象形文字，但无人可解读。

　　巴蜀符号指古巴蜀土著民族铸印或刻划在器物（主要是铜器，也有少数漆器、陶器）或印章上的一种定型化的象形文字，是古巴蜀文化体系的一种表现。巴蜀地区发现的古文字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图像性的符号，即手掌、花蒂、水波、房屋、人头和虎、鸟蝉等；另外是一种文字性的符号，少数与中原文字一致，多数迄今未能释读。“巴蜀符号”即是指前者，而“巴蜀文字”则是在“巴蜀符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所以，“巴蜀符号”比“巴蜀文字”更加古老。

　　许许多多的巴蜀符号中，面具纹、神树纹、眼形器纹、手形纹、心形纹、璋形纹、戈形纹等，仍然带有萨满教的原始巫术色彩，这些符号不能一个符号、一个图形地宣读，只有当这些图形符号构成一组特定的“符号”时，它们才有意义，并且这种意义只有当事人才能解释，这些莫名其妙的解释为“巴蜀符号”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它们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或是某种特定的标志即地域性宗教符号？或者，其中某些部分具有文字意味？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出土较少，加上没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巴蜀符号”也一直没能被。


　　“巴蜀符号”的器物

　　巴蜀符号主要分布在铜制的兵器、乐器、印玺等器物上，其中九成以上是用錾刻的方式刻在铜兵器上的。“巴蜀符号”的印玺比较少见，只有在王、侯、将军等地位较高的人的墓葬中才有出土。巴蜀符号成组的有一定意义的排列组合已发现200种以上，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也已发现数千件。

　　典型的巴蜀符号有虎纹、手心纹和花蒂纹等等，最常见的图形有虎、龟、孔雀、花蒂等。这些图形和符号的组合体既不讲究节奏韵律，也不讲究对称均衡，它们有着比装饰性图案更深刻的意义。


　　“巴蜀符号”的历史


　　四川地区的“巴蜀符号”出现于西周，流行于战国时期。据推断，巴蜀符号可能产生于古蜀国的开明王朝时期。已发现的巴蜀符号超过二百多种，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到公元前1世纪西汉之间，前后延续长达800年之久。文献记载古蜀人著书立传是在六国时代。尽管很少，但毕竟留下了。有许多学者认为《山海经》便是有赖于这种古老的符号保存下来的。秦国统一六国后，“巴蜀符号”“巴蜀文字”被废除。


　　“巴蜀符号”的发现和研究


　　1921年前后，在成都北郊的白马寺、坛君庙一带出土了带有巴蜀符号的古铜器近千件。这是有关巴蜀符号的第一批文物，当它们被发现之时，即被哄抢一空，后来又辗转流落到收藏家手中，收藏家们对这些有着神秘符号的青铜器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这是夏代中原文物，而那些符号可能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夏代文字。

　　这种观点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得到澄清，这些古铜器经过卫聚贤先生努力收集，1942年在他所办的《说文》杂志上公布了一批资料，认为这些青铜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文物，并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这是巴蜀符号最早的公开记录。至于那些古蜀人留在青铜器上的符号或图案，一直要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到“巴蜀符号”的正式命名。

　　此后，考古学家相继发现了刻有符号的铜戈和印章，这些文字一样的符号也一并被纳入“巴蜀符号”的范畴。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青铜兵器、乐器、礼器，以及各种印章、漆器上至少已经发现三百多个不同的字符，然而，这些或繁杂或简单或直观或抽象的符号被后人破译的寥寥无几。

　　由于“巴蜀符号”的形状非常像装饰性的符号，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把它看作文字，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类似符号被发现，人们意识到它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图案了，而有可能是巴蜀先民所使用的一种早已失传的古文字。

　　上世纪50年代，由于川东船棺葬的发掘，人们发现出土青铜器、铜印章上不同于中原汉语言文字系统的大量符号。70年代，又在川东和川西平原发现了青铜器上的铭文。

　　1950年代到70年代，学术界提出了“巴蜀符号”等概念，王家为此搜集的各类符号达300种以上。当时一般认为这些语言符号是川东巴人的创造，仍持“蜀无文字”的看法。但蒙文通认为汉初成都地区文字发达，大文豪层出不穷，据此推断蜀人应有文字。

　　但是巴蜀符号的破译仍然让学者们无从下手，而对巴蜀符号的研究也一度难以打开局面。《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中记载的1954年巴县冬笋坝50号墓出土的3件结构形状完全相同的铜印，或许让研究古蜀文字的专家们看到了一线可贵的曙光。在3件长方形的铜印中，有两件均为汉字的“中仁”，另一件则是巴蜀符号，上面似一包袱，下面为并列的两只蝌蚪，有学者分析指出，上面的包袱对应汉字的“中字”，下面的两只蝌蚪代表“仁”。如果这种推测不谬的话，这3件铜印很可能就是解开巴蜀符号的一个切入点。

　　1960年出版的《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认为，巴蜀文字有两类，一类是符号，一类似汉字而又非汉字。童恩正等于1976年发表文章，对后一类文字做了科学说明。1982年，李学勤发表文章，将巴蜀文字分为甲、乙两类，认为都是文字。王家、李复华1984年发表文章，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母家西陵氏的文化。这些论著，对巴蜀文字研究新高潮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1988年，钱玉趾发表《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首倡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的看法，并认为巴蜀文字与古彝文有关。其后，又对这一看法提供了进一步的补充论证。这一新看法，引起了热烈讨论，魏学峰、刘志一等分别著文提出质疑，反对这种看法。

　　古蜀没有文字的看法，已为许多近年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所否定。林向著文披露了三星堆陶器上的刻划文字符号，三星堆发掘报告和成都十二桥遗址简报均发表了遗址中出土的刻划符号和文字资料，这就促成了新成果的问世。段渝1991年发表论文指出，巴蜀文字不但有两类，而且两类文字均可在商代找到其起源滥觞的痕迹，并指出巴蜀文字最初起源于蜀，后来传播川东，成为巴蜀地区通行的文字。

　　另外一些考古专家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巴蜀符号”并不是一种文字。有的认为“巴蜀符号”是一种看图像以解其语意的图画语意符号，是不用文字解说的“连环画”。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著名考古专家孙华则认为：“巴蜀符号”在众多兵器上出现，绝非偶然。因此“巴蜀符号”是一种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而不是文字。将这种吉祥符号铸于兵器之上，其用意大概是佑护使用者，让使用者免于伤害，给使用者以力量和勇气，激励使用者奋勇杀敌。他认为，“巴蜀符号”的数量种类实在太少，距离能够记录语言的文字尚有很大差距。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古蜀人想通过巴蜀符号来表达他们对古蜀先王的尊敬和怀念，这些符号刻在青铜器和印章上，以一种近乎玄秘的方式一代一代流传着。

　　还有人认为，巴蜀符号与玛雅文同出一源。王大有先生经过研究发现，巴蜀符号与玛雅文有相似的符号与组合方式。土家族为巴人后裔，保存有完整的伏羲推八卦、女娲造人、大洪水的传说。印第安人最古老的文明因子同样是太昊文化——太极、八卦、扶桑坛台、崇拜龙凤太阳……在这个意义上说，巴蜀符号与玛雅文很可能有相似的渊源……

　　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神秘的巴蜀符号似乎渐渐露出了冰山一角。学者钱玉趾声称已读出了“成都”二字；冯广宏则猜测汉字与巴蜀符号曾同时在蜀地流行，汉字还借用过巴蜀符号；又有人说从中看到了孔子“仁”的思想……巴蜀符号的似乎近在眼前。

　　上述各种看法虽然尚不一致，但古代巴蜀确有文字，已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论。很多的文字学家仍在投身于解读这些文字的工作之中。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巴蜀符号”是巴蜀古人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族徽、图腾或宗教符号，是一种象形文字，是巴蜀文字的雏形。


　　解读“巴蜀符号”的意义


　　古代巴人和蜀人是一个神秘的群体，他们曾有过自己的灿烂文化。在秦灭巴蜀后，他们迁徙到了什么地方至今还是一个谜。由于巴人、蜀人是一群骁勇善战而不断迁徙的民族，所以巴国、蜀国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一个固定的疆界和稳定的中心，而且战国时期的巴蜀地区没有文字，史书上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因为缺乏相关考古学实物的证明，巴蜀因此披上了各种各样的神话色彩。巴蜀符号也就成了了解和发掘巴蜀古代文明的关键钥匙。

　　巴蜀符号是不是文字，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衡量三星堆到底是文化还是文明的试金石。国际史学界曾经制定了一系列条件，作为区分文化与文明的衡量标准，即文字、青铜文明、城市与农耕。后三点三星堆皆有实物为证，关键就是文字。学者段渝曾从三星堆青铜器上找到过八个疑似文字的符号，如果它们能解读出来，三星堆文明便更加实至名归。

　　另外，因为古巴、蜀两国也大量使用“巴蜀符号”，因此如果了“巴蜀符号”的秘密，弄清楚它到底是一种已分出音符和意符的完整文字，还是一种民间象征符号，就可以将结果再延伸到如今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发现的诸多古蜀国文物身上，对比研究之下，很多文物都可以联系起来，呈现出一个活生生的古蜀国文明。因为一直以来有“巴蜀符号”的出土文物也都很少，所以可以说发现的每一个“巴蜀符号”文物都有可能解开古蜀国文明之谜。

　　解读巴蜀历史目前都是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中原的文字，如甲骨文；一种是少数民族古文字，如古彝文。但这两种途径都与古巴蜀文化有很大距离。翻开不连贯的古蜀历史，世人首先可能想问：古蜀人到底于来自何方？关于蜀人来源，目前主要有二种猜想，一是岷江上游的羌人，一是山东的有缗氏。两晋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说蜀王蚕丛从岷山来到了成都平原；考古发掘却又显示三星堆与夏朝都城二里头遗址有着某种渊源。到底谁才是古蜀人的老祖宗？

　　第二个谜团是关于蜀王的。古蜀五代蜀王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到底是一些什么人？相互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继承？战争抑或是仇恨？历代蜀王显然都有自己的子孙，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世人仅仅知道，鳖灵创立的开明王朝共传位12代，那么，蚕丛的儿子又是谁？柏灌把他的王位传给了谁？或许后世的典籍和考古不能回答的，巴蜀符号会有答案。

　　在古蜀浩瀚的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个这样的谜团。中国古代历史上炎帝、黄帝、大禹三代君主与蜀人究竟有无关联？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青铜器，为何已遭到了夯打和焚烧？三星堆人舍弃了他们的国度后，去了何方？传说中的杜宇王朝到底是不是存在？金沙遗址到底是谁的国度？流传千古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修筑者是蚕丛、鳖灵，还是秦代李冰？越南瓯雒，是否是蜀人最后的王朝？

　　这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让我们如坠云端。而这些谜团的答案，可能都隐藏在巴蜀符号之中。完全巴蜀符号目前还不可能，但是如果破译了巴蜀符号，就可以解密神秘的古巴蜀王国！比如巴蜀人种、族属、文字的来源是什么？还有三星堆古蜀国的兴亡之谜等等。

　　毫无疑问，巴蜀符号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但是这个谜团本身有可能是一个窗口，在中华民族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每一个单薄的图符背后，都可能活跃着一群生动的面孔，可能掩藏着一段隐秘的历史。巴蜀符号集中了古蜀文明所有的神奇，它的解读将对我们了解神秘的古巴蜀王国文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我们揭开三星堆文化秘密的钥匙。但现在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拿到这把钥匙，并且掌握它的使用方法，使我们走进古蜀人的心灵，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那个神秘的远古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