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望已久的校友聚会终于成了现实。大家来自各地，有着各种的身份，但此刻，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哈佛燕京学社的校友。赴燕京访学，是大家学术生涯中一个重要的时段，我们多少都有些哈佛情结。有位资深燕京访问学者说过：“我们心中都有一座佛，她姓哈，叫哈佛。”燕京学社关爱的眼神始终照拂着所有曾访问过的学者，有着多种的后续联系与帮助措施。这次论坛就是由燕京学社资助的，学社的当家人裴社长与李若虹副社长又亲自与会。这首先是一次校友的聚会。

感谢各位校友在最繁忙的开学之初来参加论坛。也欢迎旁听的各位。

我2006年从南京大学到了浙江大学后，时常陪朋友来西湖，产生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憧憬：如果有一天，约几位同道泛舟西湖，讨论有意思的学术问题，湖光山色之间一定激发灵感，能闪出精彩的思想火花。2012年10月底，裴社长来杭州公干，傍晚在西湖散步时，我说出了这个想法，没想到她立刻赞同。于是，有了这次论坛。裴社长还说，90多年前，在浙江的南湖上有12、3个人曾经开过一次重要的会议，我们在西湖上也租条船开个12、3人的会议，挺有意思的。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会议形式与代表规模。

当时我们还商定，会议的主题，必须是有点空灵与富有想像力的，否则会辜负了这大好风景，于是，就有了“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这个论坛的主题。“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是一个涉及历史研究本质的问题，是所有从事史学研究的人都必须时刻思考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史学领域最富有争议，而最难达成共识的论题，在社会与学术多元化的今天，更是如此。然而，每个时代的学者都会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历史研究就在这个问题意识的引领下不断进步的。

此际提出“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问题，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1、尽管不可能有终极的正确答案，我们这些人的思考也不能代表所有地区的所有史学工作者，但以我们的思考与研究实践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作为历史的记录，让后来者知道这个时代的学者的思考。在此层面，我愿意引用美国作家巴勒斯（John Burroughs）在《自然之道》(Ways of Nature)里的话：“一代人，就像一茬树叶，成为下一代的养料，失败者丰富了土壤或者让道路更为平坦。”2、如许多人所批评的，时下的史学研究非常精细，但由此也有了“碎片化”的忧虑，多数学者只关注个性化的小题目，而忽略了对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现在多的是史学专家，而缺少史学大家。在此层面，我愿意引用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话：“了解一个时代的人们怎样想问题，要比了解他们怎样行动更为重要。”3、人类进入21世纪前夕，所有人都对新世纪充满期待，莫名地激动，史学界也讨论过“新世纪的史学”这样的问题，10多年过去了，这些年的实践已经值得做一次系统的反省。

大家提交的论文，均围绕着主题展开的。肯定能达到我们的预想。论坛的设计，是要充分发挥“论”的优势，大家是校友、同行，但来自不同的地区，研究与观察既有交集又有差异，参加论坛的燕京校友，最早的访问学者与刚结束的学者之间隔了20多年，所以这也是不同地区、不同研究方向与不同代际学者之间的交流。每个人的发言，只是话题的引子，我们不设评论人，大家随意评论，思想的交集一定能产生智慧的光芒。会后，我们考虑整理出来，出个集子。所以，之后大家讨论发言，一定要先通报自己的名字，以便整理。

有首流行歌曲叫“最浪漫的事”，我们燕京的当家人与校友，在美好的仲秋季节，在中国最美的地方之一（西湖是世界文化遗产）、泛舟湖上，讨论“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这么空灵的历史哲学命题，形式与内容俱佳。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应该也是我们枯燥的学术生涯中所能做的最浪漫的事。希望这次论坛能成为各位学术生涯中一段共有的最美好的记忆。

“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西湖论坛的参加者均是曾经的哈佛燕京访问学者（VisitingScholar），专业限定在中国近代历史，主要是希望讨论问题能更聚集。

9月22日上午，杭州飘着小雨，论坛在西湖的“日月潭号”画舫上举行，船动景移，西湖在清濛淡雅之间，真真就是一幅最美的山水画。会至中途，又雨过天晴云开雾散，应验了苏轼咏西湖的名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下午，会议移至杭州植物园内的笼月楼，古色古香的建筑坐落于山丘高处，翠绿环抱，虽与水天一色的西湖相去不远，全然是另一景致。在此优美的环境中，学者们对学术的远见卓识得以充分展现，且不时有灵光一现的思想火花与激荡。

这次论坛的一大特点，是欢乐：校友重逢之乐、学术交集之乐、泛舟观山之乐。在为论坛进行学术总结时，裴宜理教授特别强调，最好的历史学，就是能给研究者自己带来快乐，给读者带来快乐。

论坛筹备之初，议题是“什么是好的历史学”，到最后阶段改为“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裴宜理教授风趣地说，她对于什么是好的历史学觉得还能说几句，但看到“最好”两个字，她不敢说了，因为“最好”二字太具主观性，易生歧义。随后发言的学者，几乎无一不拿“最好的历史学”几个字调侃打趣。然而，发言与讨论中，大家均能紧扣“最好”二字做文章，调侃归调侃，还是很在意。大家都明白，“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是个无解之问，答案深藏于每个历史学者的心底与论著之中，各人有本帐。然而，每个人的不同答案汇成在一起，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学者们共同完成的一部主弦律“和而不同”的奏鸣曲式答案吗？

香港科技大学苏基朗教授的“入世的史学：香港公众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以其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期间推动“公众史学”的实践，讨论历史学如何回应多元化社会需要，这是历史学科生存与拓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韩国延世大学生白永瑞教授的“共感与批评的历史学：为东亚历史和解的建议”，以历史学在东亚和解中的作用为切入点，提出“好的历史学”是在按照学术规范（discipline）将社会议题转化成学术议题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四川大学李瑞英教授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资料的多样性和局限性”，结合其在成都平原农村土地关系与租佃制度研究中对所面对与如何解决史料收集、爬梳、甄别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论证历史资料多样性的重要性。认为好的历史研究，一定是建立在对资料的广泛占有、多方甄别的基础上的，不仅完成了当下评述历史的使命，也为后人留下资料和空间；复旦大学刘平教授的“‘近代史框架’的意识形态化问题”，从学术史的演进探讨意识形态对中国大陆近代史研究的影响，并提出学者在现实环境下的因应之道（收入论文集时改为“上海小刀会起义与上海现代化的关系”）；浙江大学陈红民教授的“什么是好的历史研究：以蒋介石研究的三个面向为例”，结合其所从事蒋介石研究的经验，提出现在中国的历史学可分为三个层次，对各层次的评判标准应该各不相同；台湾大学古伟瀛教授的“后之视今：后学对当今华人史学界冲击的初步观察”，从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上入手多角度地探讨“后现代理论”对华人史学界的影响，古教授提出了“理想史学”的概念以应对“最好的历史学”，他认为“理想史学”应该注意质性研究与量化统计并重，同时探索个人动机与进行心理分析，将理性与潜意识的作用共同考量；来自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潘光哲研究员的“中国近代史知识的生产方式：历史脉络的若干探索”，详细回顾了作为知识生产者角色的历史学家寻找史料、认识史料、鉴别史料的过程，提出“史学研究必须立基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上，而不是专以形构理论、概念等空言为能事。”南京大学李里锋教授的“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认为经过一个多世纪学科交融，历史学已无法返回质朴无华的古典形态，历史学作为最古老的一门学问，面临着“如何既借鉴其他学科的优长之处，又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质和独立品格”的严峻挑战；杭州师范大学何俊教授的“知识与价值在历史学中的双重变奏”，提出好的历史学应当是它所描述的历史事实能够具有从个案的意义上升到普遍的意义，“引发共鸣，影响人的价值观念，同时它描述历史事实的方法能由不自觉的状态，渐变成自觉，并导向整个研究范式的转移。”新加坡大学的杨斌教授在论坛上通过对《陈克文日记》的分析来阐述日记在近代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非常精彩。可惜最终未能成文。

每位学者的报告，均引起热烈的反响与讨论，讨论的内容围绕论文，但比论文更广泛与开放，成为论坛的有机部分。因而，我们选取了些精彩的讨论与回应，收录在论文的后面。

限于会场条件（如船的容客量），论坛的规模较小，我们还是邀请了少量的学者列席会议（详细名单见后附）。列席者积极参与会场讨论，高谈阔论为会议增色不少。会后，邀请其中的部分学者将感想撰写成文，以使更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一代史学工作者）有机会表达他们对历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这些文章也一并收录本论文集。

会议组织、讨论与编辑初稿均在欢乐愉快中进行，出版时却遇到小波折，给编辑平添颇多的工作量。有些会议文章略做调适，有的则更换了，实属无奈。最好的历史学不是学者个人或者群体努力就能做出的，还需要时代与环境的配合。

如前所述，“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是个高深莫测的问题，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答案。然而，它又是每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本小书，提供了我们此时此刻的思考与讨论，答案肯定是不完美的，我们所以不惴浅陋，将燕京校友间一次小型学术聚会的愚见贡献出来与大家分享，是热切地期望通过问题的提出，能引发更多学者的思考与讨论，并落实在各自的研究实践中，写出最好的历史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