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李约瑟博士(1900～1995）是大家熟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以撰著多卷本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文通常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SCC）著称于世。长期以来，“李约瑟”在中国几乎成了“中国科技史”的代名词，而最近20余年来，求解“李约瑟难题”的热潮更有水涨船高之势。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既见之于严肃的学术刊物，也频频出现在流行的大众读物上。据一项初步统计，从1980年以来，国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已发表论文不下260余篇，出版著作达30余种。参与讨论者，既有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也有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几乎可以说，凡是关心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或多或少的兴趣。
不管后人怎样看待李约瑟的研究，他的工作都是20世纪的一座学术丰碑；不管对“李约瑟难题”如何挑剔和解构，它在科学史编史学上的地位已不容置疑。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知识界对李约瑟及其著名问题的巨大热情，同我们对中外古今相关文献的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正是促使我们将涉及“李约瑟难题”的若干基本文献整理或翻译出来，并以文集的形式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约瑟难题”或称“李约瑟问题”（Needham Problem, 或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等等，所有这些名目都译自于英文。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有证据表明，早在上一世纪30年代末，当李约瑟开始认真地思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时就产生了类似的思想；1942年来华以后，通过同大批中国一流学者的接触和相互启发，这一思想开始变得更加清晰。20世纪的50－60年代，李约瑟在不同的著作中和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了这一历史问题的重要意义。但是直到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才明确提出“李约瑟难题”这一说法；再经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雷斯蒂沃的归纳和科学史家席文等人的质疑辨难，“李约瑟难题”一说遂不胫而走，不久就传入中国并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我国学界常常把“李约瑟难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一历史现象的探索。这虽然增强了问题的现实意义，却也使人们在试图回答这个历史问题时常常与出于现实考虑的种种因素纠缠在一起。
中国悠久的科学文化传统，在最近的100多年经历了一个再发现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曾被西方人视为不开化的国家，更不用说有科学文明。清末的中国人，虽然也有人不服气，对萌发于明末的西方科学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西学中源”之说加以极大的发挥；但是到了20世纪之初，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大潮之中，中国古老的科学传统已被当时主流的科学家所完全遗忘，于是出现了所谓“中国无科学”之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最近的50余年，包括李约瑟在内的海内外中国科技史专家揭示了中国科学技术的悠久历史和传统，不仅改变了西方人过去的片面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当代中国人作为东方古老文明传承者的自信；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