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瀛海。瀛洲。形声。从水,嬴(yíng)声。本义:海濯，zhuó，从氵从翟。本义：洗。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很多人在此期间为中国革命做着贡献,或是积极关注国内革命形势,在日本奔走呼号,很多人加入同盟会等革命组织,更有很多人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为革命家.他们形象地把自己留学日本的经历称做"东瀛濯剑".语出毛泽东赠友人留学日本的诗句.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年代: 现代 作者: 毛泽东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秭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平浪官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瀛涯胜览的相关资料

众所周知，郑和下西洋档案没有完整保留下来，郑和本身又没有著述，今人所见下西洋原始资料中最重要的一部，即马欢《瀛涯胜览》。郑和下西洋现存三部基本文献，包括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都是当时跟随下西洋的人所著。其中，马欢《瀛涯胜览》一书,出自亲历下西洋的通事（即翻译）之手，更具原始资料性质，弥足珍贵,在三部书中史料价值最高，是研究郑和下西洋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此书久已蜚声中外，不仅是明代一系列有关中外关系记载、清修《明史·外国传》的史料渊薮，也是古代中外交往史上影响最大的史籍之一，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英文和日文都有译本。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Ali）教授曾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此可见此书学术价值之一斑。一、明钞本《瀛涯胜览》校勘与版本源流梳理早在19世纪末，1895年英国学者菲力普斯（G.Phillips）开始对《瀛涯胜览》作了章节译注，介绍此书到西方世界。1929年向达(觉明)《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一文，对《瀛涯胜览》作了版本考证和详细介绍。1933年荷兰学者戴闻达（J.J.L.Duyvendak）发表了《马欢再考》，其后不久，法国学者伯希和（P.Pelliot）一篇洋洋大观的书评刊于同年《通报》上，这就是1935年冯承钧翻译出版的《郑和下西洋考》一书。《序》中指出外国学者“寻究史源勘对版本的”，只有伯希和一人。此后不久，冯承钧主要依据伯希和所见明刻《纪录汇编》本与清刻《胜朝遗事》本，参考向达提示的明钞《国朝典故》本若干异文，出版了《瀛涯胜览校注》，这是对下西洋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这一校注本成为通行本，迄今已经70年了。上世纪70年代左右有了日、英文译本，虽研究有所推进，在版本上没有发展。关于《瀛涯胜览》的版本，自伯希和划分为两大系统：一是马欢原本系统，二是张升改编本系统。马欢原本系统似乎只有一个源流。这样一来，钞本成为研究的空白。迄今留存于世的《瀛涯胜览》版本有近二十种，有钞本和刻本两个系统，刻本大多是张升改编本。明钞本多种的陆续发现，为薪火相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新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可能。笔者收集到现存四种明钞本《瀛涯胜览》，即朱当?编《国朝典故》本，佚名辑《说集》本，祁承?淡生堂钞本，天一阁《三宝征夷集》本。先以《国朝典故》本、后以《三宝征夷集》本为底本进行了两次校勘（以明钞本互校并参校明刻本和其他明代史籍），梳理了马欢《瀛涯胜览》的版本源流。校勘工作接近尾声时，意外发现了第五种明钞本，即梅纯辑《艺海汇函》本，这是百年来研究者从未发现和提及的，是郭崇礼改编的一个两卷本，它的发现解决了近百年对于《瀛涯胜览》作者和初刻本及其时间等问题的学术积案。经校勘梳理源流，《瀛涯胜览》一书在马欢第一次跟随郑和下西洋，即永乐十一年（1413年）时就开始动意写作，并广集材料；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初稿初成，有马欢《自序》为证；以后初稿一直在续修之中，于正统九年（1444年）以前初稿本完成，有马敬《序》为证；此后，马欢手订修改本于景泰二年（1451年）完成，是为定稿本，有马欢题识为证。至此，《瀛涯胜览》的撰写与修订长达近40年之久，其间以钞本形式传抄于世，传本不一。经考察研究，今所见四种钞本是三个源流，《国朝典故》本是马欢初稿本钞本，《说集》本、淡生堂本是马欢定稿本钞本，而最终确定为底本的《三宝征夷集》本，原藏天一阁，是中外老一辈学者70年前未能亲见却已给予厚望的一个钞本，虽然书名有变化，但经过校勘，可以说它是在初稿本和定稿本基础上集大成的一个钞本。二、明钞本《瀛涯胜览》与郑和宝船尺度郑和宝船尺度，被称为“郑和宝船之谜”。它在下西洋研究中成为令人瞩目的热点问题，始自1947年管劲丞对《明史》记载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一十八丈”提出的质疑（《郑和下西洋的船》，《东方杂志》第43卷第1号）。由此引发的宝船尺度之争，逐渐形成了郑和下西洋研究的一个热门专题，不仅争议纷纭，讨论激烈，而且旷日持久，迄今已达半个世纪以上。问题的焦点就在于郑和下西洋“长四十四丈四尺，宽一十八丈”大型宝船是否存在，延伸到明代有没有能力造那样大的木船，以及那样大的木船能否航行于海上等等。一方必信其有，另一方怀疑其无，相持不下。实际上，在史源问题不搞清楚的情况下，任何争议一方都缺乏说服力。因此，In recent years,争议转移到了文献的可靠性上，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取向。20世纪80年代初，邱克在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三宝征夷集》本，特撰文说明宝船尺寸的可靠性（《谈明史所载郑和宝船尺寸的可靠性》，《文史哲》1984年第3期）。史界迄今认定最早记载上述宝船尺度的是马欢《瀛涯胜览》。具体而言，就是明钞《说集》本、淡生堂本和《三宝征夷集》本。三个本子卷前均有宝船与人员一段文字，有“宝船六十三只：大者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三本均没有抄写年代，但据版本考察，都是明后期的钞本。史家重真实。应该指出，明钞本在传抄过程中，存在后人补入内容的问题。通过此次明钞本的校勘，笔者认为，第一，在马欢初稿本中没有关于下西洋宝船和人员，也即包括了宝船尺度的一段文字。这首先可由初稿本的明钞《国朝典故》本（朱当?编，嘉靖二十一年，即1542年钞本）、明刻《国朝典故》本（邓士龙辑本，万历年间刻本）来说明；其次，也可由初稿本派生出来的明钞《艺海汇函》本（梅纯辑本，正德二年，即1507年钞本）、张升本（最早为嘉靖元年刻本），以及参考过马欢初稿本的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都没有出现这些文字来证明。因此，可以说在《说集》本、淡生堂本和《三宝征夷集》本这些明后期出现的定稿本的钞本中，才出现了宝船和人员的这段文字。第二，也不能确定马欢的定稿本已有这段文字，因为根据定稿本刊刻的《纪录汇编》本（沈节甫辑，万历四十五年，即1617年刻本），也没有这些文字。为什么要删去这段文字？可以推测，这段文字在初稿本系统传本中未见，在定稿本中也没有，只是在定稿本的传钞本中才出现了，刊刻者完全有可能认为这段文字出自说部不可信而不取。因此，这里存在后来补入的可能。从内证的角度来看，马欢定稿本成于景泰二年（1451年），而在《说集》本、淡生堂本的部分国名后却见到天顺五年（1461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注文，是钞本内容有后来补入的明证。还有一个重要例证：在宝船与人员文字中，各本均见“监丞”置于“少监”之前，然而史载明朝宦官十二监，每监各设太监一员，正四品，左右少监各一员，从四品，左右监丞各一员，正五品。“监丞”是次于“少监”的正五品官，反倒列于从四品“少监”之前，作为通事的马欢熟悉官场，必不至错误至此。合理的解释是传钞本之误。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外证。一是成书正德十五年（1520年）的《西洋朝贡典录》未见收录。作者黄省曾当时参考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针位编》等多种明代文献成书，如原书有此段文字，必为之所收入；二是祝允明《前闻记》也未收录。祝氏生于明天顺五年（1461年），卒于嘉靖六年（1527年），《前闻记》专记异闻异事，有专条谈及下西洋船只人员，仅见船名“大八撸、二八撸”之类，无宝船规模尺度之记。由此可见当时并无此传闻，否则祝氏不可能不记。以上二书均可为宝船尺度在明后期嘉靖以前是没有的，是后来才出现的证明。学者认为这段文字来自罗懋登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论点建立在万历末年以前的各种钞本、刻本都已散佚（唐志拔：《关于郑和宝船尺度出自〈瀛涯胜览〉的论点质疑》，《船史研究》1997年11~12期），这一论点可以证明不能成立。但有另一种可能，即小说来自钞本，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史料和研究。至此，明钞本的整理研究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