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939年一度准备放弃长沙，主要还是听进了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建言，后者认为华中地区的武汉、南昌和长沙三大城市互呈犄角之势，既然武汉与南昌已经沦陷，则在军事上长沙必不可守，故而提以主力后退至衡阳，依托衡山地势继续抵抗，其实，白崇禧对长沙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深刻。

从地理位置上说，长沙当时已经成为江南抗战的中心城市，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断不可轻言放弃。就南北方向来看，长沙是“粤汉铁路”的中间点，在武汉和广州均被日军占领的情况下，坚守长衡则意味着日本人无法利用粤汉铁路，华中和华南日军就无法取得地面联系。

在侵华日军的作战序列中，武汉的第11军是唯一的野战机动兵团，战斗力最强；而司令部位于广州的第23军兵力薄弱，许多时候仅以一个师团为基干（附二个左右的独立混成旅团），因此第23军虽然盘踞在广州及周边地区，却始终未能突破余汉谋部队（原属第四战区）的粤北防线，越不过南岳衡山，更无力从南方进逼衡阳以及长沙。

由此薛岳第九战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不战而随便放弃长沙，以华中日寇第11军的战力（高峰时期下辖七个师团和四个独立混成旅团），便可轻而易举迫近南岳衡山，则第四和第九战区的回旋余地将非常有限，搞不好就可能被日军南北夹击并且完成会师，那么华中华南日军将连成一片，中南地区的军事形势会变得十分恶劣。

就东西方向来看，长衡之间是顾祝同第三战区与重庆大后方的陆上唯一通道。众所周知，坚持闽浙皖南一带的第三战区属于孤悬敌后，在华东沿海被日本海军完全封锁的情况下，第三战区的所有军需补给和军械弹药，完全依靠重庆方面解决，而长沙及以南地区是必经之路，长沙若失，则联系将被切断。

以顾祝同不咋样的作战指挥能力，如果得不到大后方的鼎力支援，估计第三战区会被日寇第13军和第11军联手打垮，就算不是全军覆灭，也再难形成有组织的建制兵团，最多沦为游击武装。而一旦第三战区垮掉，司令部驻上海的日军第13军，又可以抽兵全力加强第11军，这是连锁反应。因此，长沙得失，又关乎着东南地区的抗日局势，绝非华中一隅的问题。

同时，长沙又是抗战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屏障，这一点可以从1944年日寇的“一号作战”的战役进程中清晰地得出结论，日军先取长沙，再犯衡阳，从衡阳经全州深入广西，占领桂柳二城后由桂入黔，则贵阳必然危险，引发重庆震动，这是日军在川北、川东不得入的情况下，迂回川渝大后方的最佳路线，而第一站就是长沙。

如果按白崇禧的意图和蒋介石的决定，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的1939年就弃守长沙，则日本人上述战略企图和对重庆大后方的迂回，极有可能提前五年发生。那个时间段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苏联又中断了对华军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一旦湘桂黔全部落入敌手或者重庆丢失，抗战形势如何发展真的很难说，因此，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的抗命不撤，如今看来至为正确。

薛岳致电陈诚的原话是：“我的方案部署是根据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这五行确定的，我是有充分理论根据坚守长沙的，还是那句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叫我代理第九战区司令官，我就要凭着我的脑袋办事，如果我整天用别人的脑袋说话办事，那还要我薛岳干什么呢？长沙不守，军人的职责何在”？陈诚深以为然，由此第一次长沙战后，薛岳的职务去掉了“代”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