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因西安事变爆发而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年。

在这一年，有不少重大事件发生。

在年初，率先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会同红十五军团举行东征，意图打开全民抗战局面，推动抗日高潮早日到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形成相互支撑的局面，以扩大红军的影响力和活动范围，避免被国民党军围困在陕北，形成孤岛局面。

红军东征直接威胁到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阎锡山拿出全部力量阻止红军东进，正在阎军与红军相持不下之时，蒋介石派出中央军以援阎的名义进入山西，阎锡山有苦难言，急于与中共议和停战，各守原防，互不侵犯。

中央红军东进之路被蒋介石和阎锡山联手挡住，不得不回师黄河西岸，与蒋阎军隔河对峙。

此时的陕北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四面包围，北边是陕西地方军阀部队，东边是阎锡山的晋军，南边是张学良的东北军，西边是杨虎诚的西北军和马鸿逵的马家军，在他们后面是源源不断跟进的中央军以及青马、甘马的骑兵。形势非常危急，中共方面急于打开突破之门。

好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军阀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阎锡山、张学良都不甘心完全受制于蒋介石，希望能与蒋介石形成某种相互制衡的关系。

中共方面充分利用这一矛盾，积极做争取张学良及东北军的工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的秘密会谈，达成多项秘密协议，在逼蒋抗日这个问题上形成共识。东北军停止进攻红军，红军面临的最大威胁解除了。

与此同时，中共方面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与阎锡山、杨虎诚等地方实力派军阀之间建立统战关系，大大减轻了根据地的军事压力，使根据地获得难得的短暂休养生息的机会。

红二、四方面军克服重重困难，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大大增加了红军的实力。同时也引来了更多的国民党军。

蒋介石妄想一举消灭红军，不断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领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红军打头阵，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非常精明的，东北军、西北军等地方军阀部队与红军打消耗战，蒋介石的中央军在后面坐收渔翁之利，这种一石两鸟之计，不可谓不毒辣。

红军面临着一场非打不可的战斗，为避免被动挨打，于是决定主动出击。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组建西路军。在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的率领下，渡过黄河西征，西征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调动敌人，减轻陕北根据地的压力，这是最主要的目的；另一个是创立新的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活动区域。

西路军原准备分两批渡河西进，徐向前、陈昌浩率五军、九军、三十军在前，四军和三十一军随后跟进。不想，敌情发生变化，四军和三十一军尚未渡河，就被敌军阻隔在对岸。无法和前面的部队会合。

徐向前、陈昌浩只有率已渡河的三个军踏上西征之路。

五军是原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骨干力量是参加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军西北军的起义部队，战斗力强，但在长征路上一路恶战，受损严重，兵员补充不足，在西征路上仅有两个编制不足的师。

九军是四方面军的两大主力之一（另一个是四军），拥有四个较为满员的师，是西征军的主力部队。

三十军也仅有两个师，但兵员比五军要多。

西路军组成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李特、李卓然、曾传六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验、陈海松、郑义斋为委员。统一领导西路军的军政事务。

李特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李卓然是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是五军政治部主任，王树声是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李先验是三十军政委，陈海松是九军政委，其他三人负责地方党政工作。

西路军起先进展顺利，遭遇的强敌并不多，但随着西进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深入到甘肃、青海马家军势力范围之内，遭到马家军的疯狂反扑就越激烈，马家军的骑兵在空旷的草原、沙地上的战斗中，显示出巨大的杀伤力，红军战士在无险可守的阵地上奋勇杀敌，牺牲很大，元气大伤。极需支援。

此时，国内局势发生巨变，西安事变突然爆发，在陕北的红军主力大多调往陕南，协助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共同抵抗中央军可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

中共方面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与国民党的和谈交涉中，多次提及西路军问题，国民党方面借故多方拖延，迟迟不予答复。

等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红军主力才回师陕北，迅速组建援西军，支援西路军。无奈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又有敌人阻隔，远水难解近渴。

西路军苦撑战局近四个月，最终失利，损失巨大。一大批优秀将领牺牲，包括五军军长董振堂、九军军长孙玉清、五军参谋长李屏仁、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九军政委陈海松、九军参谋长陈伯穉、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等。

西路军的失利，罪魁祸首是蒋介石，他不顾廉耻，背信弃义，假手马家军，置西路军于死地。

西路军虽然失利了，但全面内战的战火终于暂停，全国进入抗战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