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曾经“三顾茅庐”恭请马一孚先生，礼聘浙江大学前校长邵裴子先生，他求贤若渴的精神成为浙江大学办学史上的美谈。竺可桢聘请了胡刚复、梅光迪、张荫麟、王淦昌、王琎、卢守耕、周承佑等30多位著名学者前来浙江大学任教，而对于不称职的教授即使是领导也要解聘。竺可桢刚来浙江大学时，工学院院长朱一成只领薪水却从来不上课，最后，朱一成被浙江大学开除。　　当时浙江大学物理系有一个叫束星北的教授，是一个天才的科学家，后来被誉为“自然科学界的陈寅恪”，李政道、吴健雄、程开甲等物理学家都曾师从他。但束星北在很多方面与别人不一样，他在国外留学6年就曾换了9所大学，留学期间对教授非常挑剔，如果他认为这所大学教授讲得不好，他就会换另外一所大学就读。最后，他在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拿到一个硕士学位，尔后又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拿了一个硕士学位，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但他学识却非常渊博。1932年回国后，他先在一所军校担任物理教官，曾经当面顶撞过蒋介石，批评蒋介石不抗日，遂被军校解聘。后到浙大当教授，他的课讲得非常出色。　　浙江大学西迁时，在很多方面束星北对竺可桢表现出不满，并曾多次顶撞竺可桢，责其没能耐去弄钱。竺可桢听后总是大度地一笑了之，从不认为是挑战校长的权威。因为有本事，所以束星北的脾气也很大。1942年10月下旬，在湄潭校园（浙大校总部在贵州的遵义，理学院等在湄潭）中曾经发生了束星北殴打杜道周的事件。当年浙大物理系学生于明远曾回忆：“在我的印象里，束星北很像传奇中英雄豪杰式的人物。束星北对总务主任抱以老拳，是因为那个主任常常在实验设备和实验材料上设障刁难，束星北也是忍无可忍，可事后束星北自知有错，便主动向竺可桢认错，也当面向总务主任赔了不是。”当束星北向杜道周念完道歉书后，竺可桢就把道歉书揣在自己兜里。不久，在校务会议上，有人提出，大学教授为人师表，打人还有资格做教授吗？提出浙江大学不能留束星北，在会上争吵不下。而竺可桢认为束星北是个人才，并说：“我们用人是用他的学问，又不是用他的脾气，脾气不好还可以督促他改嘛！”就这样，竺可桢力排众议把束星北给留下了。　　浙大的费巩教授在一次开教务会时，曾当面对竺可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听后，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教育部“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为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依然请费巩做浙江大学训导处长。1945年，费巩教授要从遵义到重庆去，竺可桢还专门请了一个过去的浙大学生邵全声护送他，在重庆摆渡过江时邵全声先把行李放到船上去，再回来接费巩教授，却发现教授不见了。一直到1958年，竺可桢依然没有忘记寻找费巩下落的事，竺可桢特地写信给周总理，请求他查费巩的下落，后从对国民党特务的审讯记录中才查出费巩是被中美合作所特务绑架了，被杀害后再用镪水毁尸灭迹。聘请仅具有高中学历的人做大学老师　　在聘请教员时，竺可桢敢于挑战唯学历的偏见，这在今天也是难得，更何况是在几十年前。当年，浙江大学化学系有个器材保管员叫查长生，早年读书时，因家庭困难，无力上大学，所以只有高中学历。在浙江大学做化学系的器材保管员时，查长生常常去旁听化学系的课程，学完了从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全部课程。抗战期间，伤员需要大量的磺胺药物，而这类药全部依赖于进口。查长生翻阅大量外国相关文献，自己实验合成磺胺药，合成后却没有办法鉴定其疗效。恰在这时，他的小儿子得了痢疾，情急之下，他把自己合成的药给儿子吃，结果一吃就好了。竺可桢听说这件事后，亲自跑到查长生的家里，反复动员查长生出来当浙江大学教师，让他给学生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