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和言语

　　语言学的对象是语言本身，“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在讲到语言学的材料和任务时，开宗明义，“语言学的材料首先是由人类言语活动的一切表现构成的。”人类言语活动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的。索绪尔首先明确提出要把“语言”和“言语”分开，他称之为“建立言语活动理论的第一个分岔路。”

　　“语言”和“言语”区分理论是索绪尔为了明确语言学对象、建立独立的语言科学而创建的一个根本性的概念理论。

　　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言语是指个人说话的行为，是人类发出的一定声音和一定意义内容的结合，是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活动，所以表现出千差万别。言语的多样性是由相同符号反复出现而组成的，并逐渐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从而抽象化为语言。因而，语言是有规律、有制度的，是人类的某种契约，是一个潜存于人类大脑之中的语言结构规则体系，并在人类群体中完整存在。

　　因而，在索绪尔言语体系下，语言是抽象，言语是具象;语言是群体的概括，言语是个人的活动;语言是一般，言语是个别;语言是相对静态的，言语是相对动态的;语言是潜在(内在)的，言语是显在(外在)的。二者区别明确，但不是相互孤立的。语言是作为言语的本质部分而存在于言语之中的，言语则是本质的具体表现。二者相互统一。

　　二、语言和思维

　　理解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可以从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印证。儿童怎样学会理解一个词的意义?某一个实物经常和一组特定的语音联系在一起，结果使得这个语言组合能在听话人的思想中唤起对这件实物的联想。

　　儿童(人类)在学习语言中的归纳概括能力作用巨大。把同一个名称用于形形色色的实物就像在这些实物上贴上相同的标签。这些实物是从纷杂的`外部世界挑选出来，归并在一起的。通过这种方式，儿童受到启发诱导，对这些实物进行认真观察，并从中归纳出相似点来。

　　儿童的智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持续得到锻炼。每一个词语符号都获得一个相对明确的思

　　想内容，儿童所认识到和感知到的世界就根据词语符号进行相应的分类与排列。儿童要“理解”一个词必须预先动一番脑筋，形成自己的概念，然后才能理解表示概念的名称。

　　一个孩子面前放着一朵花、一个球、一条彩带。别人告诉他这些都是“红色”，即：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些实物的共性上面。孩子才学会从不同的实物中把它们的共同特征抽象出来，也才理解“红色”这个词的意义。这就是说：词好像是绳子，把世界上的种种现象捆扎成一捆一捆现成的东西，儿童一旦掌握了这些词汇概念，他的记忆负担就会大大减轻。

　　语言中的抽象符号使人们形成抽象概念。儿童语言里若没有抽象符号，那么他在认识事物时就只能列举和辨别，而不能归类和合并;他就不能借助抽象概念使思维、智力上升。

　　语言对人的认知能力的发展作用可以从学习外语中看出。学习外语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智力训练。母语的词语同另外一种语言的词语在意义上不会完全一致，从而使人们在学会这门外语的同时能获得一套与母语不同的概念系统。如英语中虽有泛指意义的动词“洗”，但它也不能表达全部情况。“洗手”、“洗脸”用“wash”,但“洗澡”往往用“bathe”。

　　因此，语言符号好比是阶梯，思维沿着梯子从具体的印象一级一级地上升到最抽象的概念，并和纯概念打交道。语言符号把我们得来的思维内容固定下来，并且向更高处攀登提供稳固的立足点。这既是“语言是(抽象)思维最重要的工具”的形象比喻，也是对“语言是思维成果的贮存方式”的阐述。即“语言是思维活动的动因和载体，是思维成果的贮存所”。

　　三、语言符号的社会约定性

　　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的内容是：任何语言符号都是由音响形象(语音)和概念(语义)结合而成，其中音响形象(语音)对应能指，概念(语义)对应所指。而作为符号系统的成员，单个语言符号形式和意义之间没有自然属性上的必然联系，只有社会约定的关系。

　　语言符号的社会约定性同时意味着其强制性。正所谓：以最精细微妙的方式向人们施加力量并且最不容人们抗拒的一种社会现象是语言。语言符号系统的任意性的这一特点，限制你要用它，就得不折不扣地遵守它的条件，只能被动地接受，没有随意更改的权利。所以，个人只有服服帖帖地接受群体的言语习惯，才能同群体的其他成员进行交际。

　　习得某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一套概念和价值。而学语言的根本是学一种思想、一种思维方式，这就需要把自己浸染在文化的环境里。儿童在习得语言时，将其所从属的语言社群的言语习惯、社会成规融为自己的一部分。这是语言符号的社会约定性在潜在(内在)中的显在(外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