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在西周时仍是主要格斗兵器。戈的形状从夏到商，不断改进，到西周时基本定型，戈的内改为弯曲的勾状，成为戈胡，并在胡身加刃，以加强勾、割的作用。接着又在胡边凿孔（称为穿），用绳子绑在柲（bì）上，成了短胡一穿的戈，这是戈的一大发展。随着经验积累，为使绑附牢固，穿由一个发展到二至三个，胡也随之增长，援的锋利程度也较商代提高许多。

矛，西周矛的形制较商代有所改进。过去銎比刃长，这时刃比銎长；过去刃部多是双隅（刃部隆起的脊角），这时有了三隅、四隅的。銎部侧面的环也取消。而矛柄的长度可能已如《考工记》所记载的一样有两种：一种长二丈，为步卒使用，称为酋矛；一种是长二丈四尺，是兵车上甲士使用的，称为夷矛。改进了的矛，尖锐锋利，刺透力强。

箭（矢），在西周仍是主要兵器之一。箭头的形制基本上是沿袭商代，只是镞的两翼夹角增大了一些，翼尾通过改为平铲状或将其磨制锐利，以扩大创面，增强杀伤力。青铜镞虽大量使用，但也还保留有骨镞、角镞。弓的形制大体也仍沿袭商代，到西周后期可能已逐渐形成了一套制弓的标准规范，成为后来春秋时代制弓工艺发展的基础。

戟，是西周时代的一种新兵器，它是戈与矛两种兵器连结在一起制作成的，是戈与矛的合体。在河北藁（gǎo）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中，曾发现一件把戈和矛联装在一个木柄上的铜兵器，可以说是后来戟的雏形。与藁城发现的戈矛联装不同，在陕西、甘肃、河南、山东和北京等地发掘的西周墓中，发现过不少青铜铸造的整体戟，说明戟在当时已普遍使用。但其制作还不很成熟，是在戈的基础上将胡部向上延伸成为刺锋，有的还将锋端铸成反卷的钩状，这样的戟兼有勾、啄、桩（chōng，撞击）、刺四种功能，因而很快被用于装备军队，而后经不断改进，成为中国古代长期使用的一种主要兵器。据《考工记》载，西周时戟的规格是：戟广一寸半，内长四寸半，胡长六寸，援长七寸半，刺长六寸，重一斤四两，柄长一丈六尺，柄下端有鐏（zūn，圆锥形的金属套）。由于戟制造工艺复杂，一物多能，技术要求高，因此其发展较缓慢；整体戟在西周及春秋早期有较多使用，到春秋中后期及战国时，又普遍改为长柄戈矛联装戟。

剑，是一种双刃的既可刺杀也可砍杀的短兵器。它是由刺击兵器演变而来，石兵器时代没有剑，大约在铜兵器全盛时期，由矛头及匕首演进而出现。从出土的实物来看，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剑，是西周早期的铜剑，这种铜剑其形制还不完备，剑身比较短，一般长约20-30厘米，末端尖锐，两边有刃，但剑身中间无脊，也没有格和剑首，剑茎很短，携带时插在腰部，有的茎端有孔，用以穿绳携带。后来经不断改进，至西周后期和春秋战国时，形制逐渐完备，并成为奴隶主贵族喜欢佩带的一种兵器，因此其装潢（huáng）极为讲究，有的剑柄嵌金镶银，雕刻纹饰，极为精美。据《周礼》记载，周代根据人的身长规定了佩剑的规格，分上、中、下三制，上制长三尺，重三斤十二两；中制长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两又三分之二两；下制长二尺，重二斤一两又三分之一两。总的来说，剑身都不长，这主要是因当时青铜含铅量少、韧性不够、质脆易折，不能制成长剑，由于这一原因，剑除贵族平时佩带外，在实战中主要用于防身和搏斗。

防护兵器。西周的防护兵器仍主要是甲、胄（zhòu）和盾牌。

甲仍以皮甲为主，但在山东胶县西庵发掘的西周车马坑中出土过一件胸甲，前胸由三片组成，全形呈兽面状，宽37厘米，高28厘米，后背是两个直径11厘米的圆形甲，这些尺寸与成年人的体形正好相合。西周铜胄的形制沿袭商代，变化不大。

盾牌，在西周初已成为军队重要装备之一，其形制与商代无大差别，有步盾与子盾（小盾）之分，多为皮质，上面钉缀有青铜部件。这些部件有的是大小不等的圆铜泡，以加强防护能力，有的还组成一定的图案，如琉璃河53号墓出土的一盾，由七个部件构成形象狰狞的兽面，既是一种装饰，又可以达到威吓敌人的效果。

兵车，在形制上基本沿袭商代，仍然是独辕（辀）、方舆、两轮，二马或四马驾驶。但车的结构有所改进：一是辕的曲度加大，辕端抬高、减少了对马的压力，使马能更好发挥其速度；二是车厢加宽，一般在130-160厘米，甲士完全可以在车上自由挥动武器，提高了战车行进中甲士作战的灵活性。此时的战车在关键部位上多用金属部件，用铜辖把车■固定在毂（gǔ）外侧轴上，内侧的铜轴饰保护毂，减轻了车辆运行时的左右摆。辕，轭等部位也都用青铜铸件加固或装饰，大大提高了战车的牢固性，金文里称这种车为"金车"，文献中叫"戎车"或"攻车"。"戎车"多为军事指挥乘用。除"戎车"外，还有供进攻用的"轻车"，供防御用的"广车"，还有有环和皮革以遮蔽矢石的"革车"和用以攻城用的临车与冲车等等。其中以用于进攻的"苹车"数量最多。从出土的遗迹和实物可知，西周战车上配备的武器除原有的弓矢，长矛、铠甲、头盔、盾牌等之外，又增加了格斗长兵器戟和卫体的短兵器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