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教派、民族的著者对于1096年十字军的人数和规模做出极富想象的描述和夸张。

亚琛的阿尔伯特曾经两度提及十字军的人数，先是在罗姆苏丹基利什·阿尔斯兰获悉十字军到来时，“他被告知，有超过400000人的千千万万的人驻扎在那里”；在安条克城前，这个数字变成了30万。富尔彻则说，“精于估算的人估计这支军队有600000善于战斗的人”。在勒普伊主教以耶路撒冷宗主教的名义写给西方的信中，提到十字军“仍旧拥有10万穿着盔甲的人”。修士罗伯特称，博希蒙德和佛兰德斯的罗伯特所率的分遣队有“30000的骑士和士兵”。

拜占庭和亚美尼亚人的记载更加夸张。安娜说过：“生活在亚得里亚海和直布罗陀海峡之间的整个西方和全部野蛮人，一起向亚洲移民，正在行军穿越欧洲，途径一个又一个国家，带着他们全部的家眷”；马太则感慨，“他们就像是蝗虫，无法计数，或者是海里的沙子，超出了头脑的估算。这样强大的人和武士……多得就像天空中的繁星”。

虽然这些数字和形容显得过于浮夸，但显而易见，第一次十字军的规模是极其庞大的。经长期的研究，现代学者对十字军的人数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得出了相对趋近的判断。

一、较为合理的判断

任辛曼认为骑兵和步行作战人员的比例为1：7，雷蒙德实力最强，有1200名骑士和10000步兵，博希蒙德有500骑兵，戈德弗里拥有1000名骑兵和7000名步兵，诺曼底的罗伯特有1000名骑兵，佛兰德斯的罗伯特有600骑兵，斯蒂芬有250到300名骑兵，雨果的骑兵至多不过100人，整个军队的武装力量为：4200到4500名骑兵，以及30000名步兵。约翰·法朗士认为，在十字军到达安条克时，人数为50000人，其中7000人是骑士或领主。

综上，十字军至少应有4到5万的战斗人员，其中，贵族和骑士占5000到7000人。在人们传统的印象中，这对中世纪而言无疑是一个过于庞大的规模。十字军能够集结起如此规模的军力的根源，还要回到11世纪的西欧社会中去寻找。

二、十字军为何能够集结起如此规模的军力

1、战争的资源被集中了起来

11世纪的西欧，在经历了若干个世纪的外部侵袭后，局势渐入稳定。但本质上讲，在封建体系下即使维持一支中等规模的常备军都是困难重重。贵族的领地分散，财源匮乏且不稳定，封君封臣间的附庸关系复杂微妙，同时，教会还从10世纪后半期在整个西欧展开了“上帝和平”运动。如勒高夫所言，“不安全感的衰退，只是基督教社会之广泛领域的保护新生经济发展渴望的结果”。

在社会大环境的需要下，封建战争于此时开始受到限制。如RC·斯梅尔所言，“武力的使用并非总是如此的极端。它会被限制于所知的目的的完成上，不包括被征服者无条件的投降。拉丁国家的统治者们经常参与的就是这样的有限目标的战争”

然而，战争受限并不意味着其规模变小了，相反地，社会内部开始涌现出更为强大的冲突的欲望，战争的资源被集中了起来。

2、封建贵族的全面军事化

这种看似矛盾的结果，源自于封建社会中一个庞大军事集团——或称其为军事阶层——的逐渐形成。这就是封建贵族的全面军事化。

不能忽略的是，正是在11世纪，教会的神学家们开始推崇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的划分模式，即依照不同阶层，对人的社会功能加以分类的三元模式：教士祈祷、武士征战、农民劳作。这样的模式凸显了贵族的军事化。

若将贵族军事化置于11世纪西欧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即可得出合理的解释。在整个中世纪或者农本社会中，最有价值的资源是土地，贵族正是因为对土地的占有而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因此，对所有领主和权贵来说，保有和控制土地至关重要。

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固，农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都有益于贵族势力的增强。同时，11世纪的西欧社会普遍性地缺乏强有力的君权，更不用说真正稳固的社会结构体系。这是一个缺乏公共保护和强权机制的时代。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拥有资源的封建贵族必须通过军事武装自保。反之，武力也成为了他们扩展权势的必要手段，“战争，对于保卫和扩张土地及权利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缺少，或者至少来说，相对衰弱的至高权威的情况下——即使不是唯一的，在当时它也至少是解决纠纷的终极手段”。

3、骑士阶层萌发并崛起了

骑士最初是一种称谓，进而成为了为社会和权贵们所接受的共识，最终同化为了贵族的同义词。骑士阶层崛起并形成于9到12世纪之间，11世纪西欧巨大的社会流动性为那些低于贵族等级，但能够将自己武装起来，骑马作战的乡绅提供了机会。他们成为了社会中的攀爬者。

到了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整个贵族阶层加入到了骑士中，“骑士成为了一种社会差别，与贵族同义”。这样的变化，从miles这个拉丁词汇意义的演变中能明显地感受出来。在中世纪早期，这个词是被用来泛指所有武装者的，既有步兵，也包括骑兵，农民武装也被泛指于其中。但是，在9到10世纪后期，miles逐渐专指骑马的武装人员，步兵更多地被称为pedes。

到了11世纪末，miles限定的人群更为明确，它成为了穿戴盔甲、自我保护意识强烈、持矛作战的骑士的代称。大概于此时，权贵也接受了这样的称谓。在阿尔伯特的记载中，拜占庭皇帝称赞公爵戈德弗里：“你的土地上最为强大的骑士和王公”；修士罗伯特则称戈德弗里为一名“出众的骑士”。

此外，阿尔伯特在记述显赫贵族的时候，用了一连串的溢美之词描述骑士们：“格雷兹城堡的沃纳，在战争艺术上毫无瑕疵的骑士……法兰克的费尔城堡的托马斯，一位极其热情的骑士……圣波尔伯爵雨果的儿子英格罗兰德，一位杰出的骑士……”。

到了12世纪，miles仅限于对贵族出身、装备精良的人群的称呼，实现了对阶层的划分，“这是在12世纪即将变得更为显著的军事专业化的普遍过程中的一个部分”。

精神层面上，英勇善战成为了贵族不可缺少的美德。

阿尔伯特对博希蒙德的评价是，“诺曼人，有着崇高的心灵、惊人的才能，是具备全部尚武特性的人，非常善于军务，极其富有”；拉尔夫称赞戈德弗里具备着世俗和神圣的美德，“知道如何发动战争，安排阵线，在战争中找到荣耀”。

11世纪是武功歌兴起的时代，它所歌颂的正是贵族权势者们在战场上的丰功伟绩和英勇善战。十字军首领戈德弗里同熊搏斗，射杀突厥武士，手刃突厥骑兵的武功，为著者和当世百姓津津乐道。军事才能和勇敢尚武显然成为了贵族必不可少的优秀品质。

于是，贵族阶层全面军事化，“没有非军事化的贵族和骑士，即使在相对和平的英格兰也是如此，因为军事能力是社会身份的一种标志”。

随之而来的，是贵族将战争变成了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实现了对战争权力和资源的垄断，“武器的威力是精英的终极制裁，思想家们很快就将它作为了他们的权力和特权的正当理由。……国王和权贵宣称拥有对战争的垄断权”。适时地，正义战争的理念迅速发展，“正义战争是以王公正义的敕令发起的”。

换言之，此时对战争的合理性和正义性的评判，取决于发动者的身份而非战争本身。在这样的垄断中，战争资源正在向着一个富有的、军事化的特权阶层汇聚起来。

于是，尽管在中世纪，军队的组织征募、资源的筹划漫长艰难，风险很大，面临着重重的阻碍，要慎重地考虑和细致权衡，往往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自11世纪起，封建权贵还是有能力并不断地组织起愈发庞大的军事征伐。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066年威廉征服英格兰；1071年的卡塞尔（Cassel）之战；1080年的埃尔斯特之战；1081—1085年间罗伯特·圭斯卡德对拜占庭的进攻；巴巴罗萨征伐意大利。凡此等等，即是佐证。如约翰·法朗士所述，“随着封建制度稳固并铰接，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变得愈发普遍”。

另一方面，拉丁著者也会对敌对势力的军力极尽夸张，以达到夸耀战功的目的，如阿尔伯特所述，罗姆苏丹有“500000的战士和穿戴盔甲的骑兵”，摩苏尔总督率领的突厥联军有“20万善战的骑兵”；拉尔夫记载，科布哈统领“400000骑兵”；富尔彻提到，科布哈的兵力是“30万的骑兵和步兵”；里布蒙的安塞尔姆估计多利拉埃姆之战中突厥人有26万之巨；罗伯特认为，在多利拉埃姆之战中，突厥人有300000之巨；马太的记载最为夸张：罗姆苏丹有600000人，科布哈有800000骑兵和300000步兵。

但实际上，作为游牧民族起家的塞尔柱突厥人从来都没有太过庞大的军事力量。整个小亚的突厥军力，应该是在30000左右，基利什·阿尔斯兰的兵力不会超过10000人。安条克的卫戍部队数量更少，差不多为5000人。只有在安条克之战的最后阶段，科布哈所率的联军才在数量上压制了损耗严重的基督教武装。可以说，十字军的庞大规模是他们能够在小亚和近东取得对突厥人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