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茶叶贸易应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492年到1840年，通过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茶路，中国向外输出丝绸和茶叶等大宗商品，东方文明与科技借贸易通道自东向西扩散，助推了欧洲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第二阶段从1840年到1900年，逐渐形成以汉口为中心的中俄茶路，欧洲国家通过全球殖民扩张取得支配性的经济优势，东方“朝贡贸易体系”被西方“世界贸易体系”取而代之，国际茶叶贸易的繁荣实际上加重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第三阶段从1900年到1945年，以西伯利亚铁路为主线的中俄茶路，其特征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经济控制不断加强，此时的华茶在国际市场上被边缘化。

第一阶段，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茶路

地理大发现以后，以地中海体系、印度洋体系为中心的传统贸易格局被打破，欧洲人建立了大西洋体系，开辟了东西方海上航线，逐渐将世界连成一体。这种贸易空间范围的变化，对世界贸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7世纪，茶叶开始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流入的白银对中国明清两代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起了助推作用，加强了本应受到冲击的朝贡贸易体系的承受能力；在欧洲，亚洲的茶叶与非洲的咖啡、美洲的巧克力一起成为中产阶级的“兴奋剂”，酝酿着工业时代来临前的变革。

16世纪后半叶，俄国向亚洲的殖民扩张可视为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延续，所造成的地理和国际格局变化，包括俄国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征服，以及与中国的接壤。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正式许可两国贸易往来。同年，俄罗斯西界对欧洲经济开放，东西方的贸易联系进一步加强。来到西伯利亚收购皮毛的俄商，发现中国的砖茶在这里可作货币使用，于是在边境大量采购砖茶；进京的商队也将为数不多的散茶带到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地。随着俄国经济的发展，对中贸易需求不断扩大，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形成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边境互市。至18世纪末，“武夷茶”取代“南京布”成为恰克图市场上的主要商品，茶叶从武夷茶区运至恰克图市场交易，再穿越俄属西伯利亚，最终抵达圣彼得堡，甚至远赴欧洲。19世纪中期，茶叶占中俄贸易的比重一度高达94.9%，俄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华茶第二大进口国。面对白银外流的压力，俄政府曾在1800年颁布法令，规定恰克图市场上俄商只能进行易货贸易，从而实现了俄国由原料（毛皮）出口向工业制成品（呢绒、棉布）出口的产业结构升级。

与穿越地中海的丝绸之路，以及绕过好望角的海上商路相比，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万里茶道”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延伸，而非东西方远距离贸易的组成部分。正如1792年《恰克图市约》所言，“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容尔国小民困窘，……是以允行”。这种带有恩惠性质的贸易是中国“以茶治边”政治逻辑的延续，更多具有外交特质而非经济属性。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打开了中国通商的大门，中国被卷入全球市场经济，俄国才得以摆脱贸易附属地位，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逐步掌握中俄茶贸的主导权，茶叶之路也随之变迁。

第二阶段，以汉口为中心的中俄茶路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和扩散，西方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跑者，并在政治、军事方面取得世界霸权，将欠发达地区和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附属国。当茶叶从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往欧洲，欧洲的工业制成品也开始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途径：英国商人在武力侵略过程中推进经商，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俄国商人则渔翁得利，利用条约体系，排挤华商，攫取贸易利权。

鸦片战争后，受到英国纺织品竞争的俄国商品在恰克图市场严重积压，太平天国运动又导致市场上的茶叶价格高企。1855年，俄政府终于放弃“以货易货”政策，致力于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贸易优势。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与《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订，俄商得以长驱直入中国内地采购茶叶，在汉口、九江、福州就近制作砖茶回输俄国，并于新疆、内蒙古一带沿途洒卖，形成产业性垄断。19世纪70年代以后，绝大部分的输俄茶叶由汉口出发，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抵达恰克图。由于享有极优惠的税率，该线的茶叶出口额稳居输俄华茶总额的一半以上，1878年更是占到输俄华茶的81.9%。

俄国因航运能力不足，直到1870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才真正形成一条往返于上海—敖德萨的运茶航线，但“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洋暑热，制茶味亦减”，以汉口为中心的水陆联运是中俄茶贸的主要路线，“商队茶”也受到欧洲高端茶叶市场的欢迎。然而，茶叶作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在出口额不断增加的同时，却未促成国内的技术突破和工业革新。究其原因，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强化了中国经济的欠发达与依附症状，形成“没有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导致的结果则是中国朝贡贸易体系土崩瓦解，以及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伴随着全球贸易体系的变迁，中俄茶路也面临着新的变局。

第三阶段，以西伯利亚铁路为主线的中俄茶路

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通过向殖民地大量输出资本和技术，控制殖民地经济，在便利全球贸易的同时，也吞食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福利。19世纪70年代，英商退出汉口茶市，转而发展印度、锡兰等地的殖民地茶业，在国际市场上排挤华茶。至1902年，华茶出口萎缩到占世界茶叶市场总量的6.5%。与中欧贸易联系疏远相对应的，是中俄贸易联系的加强。1880—1914年间，中国输往俄国的茶叶增加了近两倍，占中国全部出口茶叶的一半以上，中国茶业对俄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

1869年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贯通，以及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铺设完成，打开了大陆经济开发的新大门，东西方贸易向北美太平洋一带分流。俄国位于欧亚之间，得益于欧洲经济技术的外溢，在亚洲享有一定的区域性优势。为了完成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同时垄断欧亚贸易，俄国决意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并力图建立中俄同盟。时逢甲午战败，清政府迫于压力，与俄签订《中俄密约》，同意俄国在中国境内建造中东铁路。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贯通，华茶从临近中国产茶区的各港口海运到大连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再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到俄国和欧洲。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80%的输俄华茶都是经铁路运输。中俄茶叶贸易量虽再度增长，但中国领土主权遭到破坏，外缘依附属性进一步加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直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中苏茶路断绝。

与“丝绸之路”开通与发展的历程不同，中俄茶叶之路自诞生起就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生发展，并受其影响，以全球史的眼光重新探究中俄茶路的变迁历程，可看出其大体遵循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轨迹，同时也反映了国际格局、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双边、多边组织的建立，国际合作理念的实施等，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提供了良机，茶叶亦成为亚洲区域经济的新纽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