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什么人类行为学方面的书 （除了裸猿）！

涂尔干的〈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社会学的想象力〉

〈社会如何记忆〉

〈地方性知识〉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

《男性统治》

勒庞〈乌合之众〉

《民族—国家与暴力》

还有中国学者写的〈金翼〉〈银翅〉〈仪式与社会变迁〉

二、做对外汉语教师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正巧，前天我咨询了上海汉之音汉语学校老师，关于如何成为该校的对外汉语老师。老师和我说要有非常好的涉外开朗性格，外语口语良好，普通话标准。 还要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和有国际注册汉语教师资格证。老外也是花钱来学中文的，所以对老师要求比较高。还要教学经验很重要，能有一张PAT国际注册汉语教师资格证，更容易找对外汉语方面的工作。

三、作为一个对外汉语教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对外汉语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一、汉语能力

这是一名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最基本的能力。只明白“汉语怎么说？”、“汉字怎么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明白“汉语为什么这么说？”、“汉字为什么这么写？”

单就现在而言，作为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你的普通话水平多高？你认识多少汉字？你写不写错别字？你的粉笔字、钢笔字、毛笔字的水平怎样？

很多同学提出本专业“只重汉语，而忽略对外教学”，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其实对外汉语专业最重要的就是“汉语能力”，并不是所有会说汉语的人都能够进行对外汉语教学，并不是所有会说汉语的人都真正了解汉语。将我们的母语直觉提升到理性认识的层面是对外汉语专业的一个基本宗旨。

二、外语能力

就目前而言，国际对外汉语教学通用的是“汉语为主，外语为辅”的基本教学语言模式。外语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的价值自然不言而喻。但切记不能本末倒置，毕竟汉语才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本体。需要说明的是，外语学习要少而精，学生应抓住在外国语大学学习的优势，选上一门外语，学精、学深，全面提升自己的外语口语表达和书面表达能力。

三、跨文化交际能力

作为对外汉语教师，大家要面对的是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人群，这就势必会直接面临“文化真痛”的问题。要学会克服“汉民族中心主义”、“中国文化优越论”的干扰，学会尊重对方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以及“地方性知识”，这些同时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效果。

四、同文馆之争的意义

近代中国要自强自然要 “师夷长技”，要学习外语和声光电化、船坚炮利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 “同文馆”。然而新知识依然没有地位，愿学者寥寥无几。

为改变这种状况，总理衙门王大臣奕盉等于1866年底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他们明确提出，学习西方是为了 “雪耻”，拒绝学习西方才是真正的耻辱。

同文馆拟添设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人员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若求自强，在朝廷则莫如 “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等，对臣民则只有讲求“气节”，依靠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以尧舜孔孟之道进行教育和帮助。但张的地位、名望毕竟不够高，顽固派中权势最大、声望最高、管理户部（即全国财政）的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于是亲自出马，递上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奏折。他认为天文算学为益甚微，不过是“一艺之末”，而正途人员奉夷人为师，所造就者不过是“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够起衰振弱的。他又说：目前世道衰微，礼崩乐坏，唯有依靠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如果科甲正途人员“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所以请求朝廷立罢此议。倭仁是公认的理学大师，言辞更具煽动性，于是在士大夫间形成了一股反对学习“西学”的强劲力量。

对此，奕盉等人上折反驳说，他们在没有办理洋务之前，也是如此见解，但现在他们认为，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讲求机器制造之法、教练洋枪队伍、派人出国考察等，“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他们指出，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举一动，无不周知；而洋人之举动，我们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现在设法了解洋人自强之方，却议论纷纷，一误何堪再误。他们奏折中还将了倭仁一军：既然倭仁认为决不应设立天文算学馆，自必另有计谋，如果他确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他们自当追随倭仁之后；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礼义为武器，以为这就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倭仁当然不服，再次上折，依旧强调自强之道在于朝廷 “用人”与 “行政”，所以设立同文馆实为多此一举。

为使清廷鼓励正途出身人员报考，奕盉等人再递上折、片各一件，进一步阐明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强调如仍苟且偷安，不思振作，后患将不堪设想。他们继续“将”倭仁的“军”：倭仁不是认为中国早有精通天文算学、船坚炮利的人才，只是没有精心访求吗？他们于是提出，希望朝廷请旨饬下倭仁保荐数人，即行择地另设一馆，由他督饬。清廷还真接受了奕盉等人的请求，发布“上谕”，要倭仁保荐几名精通天文算学人才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倭仁不得不承认“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请求不必另行设馆。但是，他仍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在奕盉等人的策划下，清廷于是任命倭仁在总理衙门行走，想使他也不得不染指洋务。但倭仁表示坚辞，未获批准，便称病乞假。

当倭仁在洋务派的步步进逼、处境十分尴尬的时候，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上奏则以“天象示警”来为顽固派辩护。他指说，今年春季以来久旱不雨，疫疠流行，是“天象示警”，认为总理衙门请求设立同文馆是 “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为了“杜乱萌而端风教，弭天变而顺人心”起见，必须“收回成命”，将同文馆予以裁撤，或者是禁止科甲正途人员报考天文算学馆。他强调西方国家乃中国之“敌国”与“世仇”，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师事仇敌”。而科甲正途人员一旦使之师事仇敌，则“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廉耻之道自此丧矣”，后果非常可怕。他把西学视为洪水猛兽，宁可使中国落后挨打，也决不可向敌人学习。

顽固派不仅从抽象的理学角度反驳洋务派，而且把主张学习西方者扣上了 “师事夷人”、“奉夷为师”、“师事仇敌”等类似于“里通外国”、“汉奸”等政治性大帽子，在近代中国屡被侵略的背景下，这种言辞更易激起人们的义愤。

最后，奕盉等人只能以自请“开去总理衙门差使”相挟。看到两派势同水火，争论愈演愈烈，继续下去将使朝政瘫痪，清廷便于1867年6月30日发布“上谕”，一方面严批杨廷熙、倭仁等人，一方面又用和解的口吻要倭仁“与国家休戚相关，不应坚持己见”，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和衷商酌，共济时艰；饬令奕盉等应“不避嫌怨，力任其难，岂可顾恤浮言，稍涉推诿，”当然也没有同意其开去总理衙门差使的要求。这场争论遂告结束。

这次历时半年激烈争论的结果，双方各有得失。顽固派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企图毕竟没有得逞，就此而言，洋务派胜。但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报考同文馆的人数锐减，特别是正途出身人员依然寥寥无几。顽固派的主张在社会上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形成为一股相当强大的舆论力量。一时还出现不少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还有作俚语笑骂的，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人言籍籍，群起非难，报考天文算学馆的人数更少。1867年，参加考试的72名中，不少是因为待遇极为优厚才来报考，所以学生质量很差。只得勉强录取了30名，第二年就淘汰了20名，最后毕业的只有5人，天文算学馆名存实亡，洋务派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实际严重受挫。就此而言，顽固派胜。

这次争论的实质是西学的价值问题，也即自然科学知识是否具有“普适性”。任何一种知识都产生于具体的“地方”，所以每种知识的源起都具有“地方性”，如果因此认为任何知识都没有普适性，那么所谓交流、交往将没有意义。不同文明之间根本无法沟通，人类也不可能发展进步。

发端于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近代中国引入之初被称为 “西学”，即认为这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顽固派坚决反对引入，即认为这种知识不具普适性、不应为“我”所有，而且是对“我”构成威胁的“他者”。洋务派虽不可能清晰认识到，自然也未明言这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知识，但强调能为我用，毕竟是对其“普适性”的初步承认。声光电化、天文历算这类知识从“西学”到“科学”的名称之变实即“身份之变”，表明近代中国最终承认这是一种普适性知识体系。现在，更是提高到“科教兴国”的高度。中外历史表明，国之兴衰、社会发展之快慢，与对这种“普适性”知识接受的难易确实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