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宗仪是杨维桢朋友圈里的重要人物，所以读杨维桢，必然要旁及陶宗仪。

杨维桢与陶宗仪当相识于松江华亭，两人都是为避战乱而到了同一个地方。那时候，杨维桢是江南第一才子的声誉响彻文坛，故陶宗仪对文坛领袖杨维桢充满了景仰之意。陶宗仪曾请杨维桢为父亲撰写墓志铭，当时见到杨维桢时，他是这样说的：“先生名能文，言又足信万古。”由此足见杨维桢在元末文坛的声望。

在元末的松江，以杨维桢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江南小说创作的作家群。杨维桢重史的小说观，对陶宗仪有了极大的触动。陶宗仪创作完成煌煌巨编《说郛》（100卷），其书名竟源自杨维桢说过的一句话。扬维桢曾经说过：“天地，万物郭也；五经，众说郛也。”（天地，是万事万物的城廓；五经，是纷纭众说的城廓）“说郛”意思就是五经的众说，杨维桢建议陶宗仪以五经来“郛”众说。

“著者必托之名能文家”，为使自己的《说郭》流传，陶宗仪又请杨维桢为自己的作品写序言。杨维桢拿到书稿后，足足读了一个月，然后在序中给予高度评价，说“阅之经月，能补予考索之遗。学者得是书，开所闻扩所见者多矣”。学界后来也将是陶宗仪此书视作文言笔记小说，与杨维桢同样作过序的杨r《山居新话》相提并论。

除《说郛》外，陶宗仪还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叫《南村辍耕录》（30卷），也是陶宗仪日积月累的结果。成语“积叶成书”说的就是此书的由来，好友孙作为其作序，序中就说了“积叶成书”的事：“余友天台陶君九成，避兵三吴间，有田一廛，家于松南。作劳之暇，每以笔墨自随，时时辍耕，休于树荫，抱膝而叹，鼓腹而歌。遇事肯綮（关键的地方），摘叶书之，贮一破盎（一种腹大口小的器皿），去则埋于树根，人莫测焉。为是者十载，遂累盎至十数。一日，尽发其藏，俾门人小子萃而录之，得凡若干条，合三十卷，题曰《南村辍耕录》。上兼六经百家之旨，下及稗官小史之谈，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闻……”

陶宗仪虽是浙江黄岩人，但因为杨维桢的关系，他的《南村辍耕录》里竟有不少诸暨元素。最重头当然要数杨维桢，因为在朋友圈，所以最熟悉不过。卷二记录杨维桢“正统辨”，足有4000文字。卷二十三记录杨维桢“金莲杯”。卷六记录朱良吉l股疗亲，也提及杨维桢曾作过墓志铭。而诸暨其它几桩奇人怪事，则基本集中于卷二十三。

杨维桢当然是他最熟悉的，那么诸暨的其它奇事怪人呢，陶宗仪又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呢，这已经成为一个谜。但我们要感谢陶宗仪，他为诸暨文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1358年3月间，诸暨发生了一件怪事。村民袁彦城家的一只母鸡孵了五只小鸡，其中有一只小鸡竟然长了四只脚，两只脚是长在翅膀下面的。不过，这只妖鸡没几天就死了。

杨维桢这个文人特别爱好“声色”（陶宗仪不是贬低杨维桢，而是夸杨维桢精通音乐），每次在饮酒的时候，让歌妓在旁边唱歌作陪倒也罢了，还要看相她们的金莲小脚，看到缠足特别小巧的，杨维桢必定让她脱下金莲鞋子来，然后把三寸金莲捧在手里，把酒盏放进鞋子里，美其名曰“金莲杯”，然后“盏以行酒”，这就是“妓鞋行酒”。“妓鞋行酒”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先脱下妓女的一双鞋，在其中一只中放一杯酒，另一只放在盘子里，让人托着盘子距离游戏者五六尺远，游戏者用大拇指、食指和小拇指夹着莲子、红豆、松子之类，轮流往小鞋里投掷，投进最少者，就罚喝鞋中那杯酒。杨维桢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想搞点小游戏，活跃酒桌上的气氛。所以即使是像陶宗仪这样敬重杨维桢的人，也觉得这样做实在有失雅观，也有失身份，更有点讨厌。不过陶宗仪马上替杨维桢辨护了，他说杨维桢这样的狂放之举是有来历的，因为宋代王深辅早就写过赞美女人美腿和小脚的《双凫杯》诗，比起王深辅的好色来，杨维桢就得甘拜下风了。由此可知，陶宗仪记录杨维桢的妓鞋行酒，更是替杨维桢的一种辩护。

杨维桢的这一放肆举动，在杭州、平江、松江都发生过，也引起一些讥评。但是当他遇到素有洁癖的倪瓒时，就不仅仅是讥评了。《尧山堂外纪》记载：“二日，与倪元镇会饮，廉夫脱妓人鞋传饮。元镇怒，翻案而起。廉夫亦色变，饮席遂散。后二公竞不复面。”以杨维桢的放浪、倪元镇（倪瓒）的洁癖，两人的争端可想而知，但两人不再见面却并不确凿。倪瓒是元四家之首，杨维桢是元末文坛领袖，他们相知30余年，留下很多逸闻趣事，“金莲杯”不过是小小一插曲。

“金莲杯”据说始于宋代，以杨维桢的身份和影响，此举的确有些惊世骇俗。但杨维桢的好朋友宋濂却这样解释杨维桢的行为：“盖君数奇谐寡，故特托此以依隐玩世耳，岂其本情哉？”反而是“俨然有晋人高风”的表现。宋濂的理解与陶宗仪所谓的“老子之疏狂有自来矣”是一样的。因为透过“金莲杯”游戏的热衷，正可以看出杨维桢的“醉民”神态，也颇能说明杨维桢宁肯喝金莲杯而不肯喝御酒的玩世不恭的心态。

这是发生在元代至元年间（1264年―1294年）的事。一天，一个小偷闯进了江浙丞相府。那天晚上月光黯淡，丞相躲在纱帐里偷偷察看闯进来的小偷，发现这个小偷长了一脸好看的胡子，身高七尺有余。当时丞相府里的一个侍女也发现了小偷，正当大呼“有贼啊，有贼啊”，丞相急忙阻止了她，故意说：“堂堂丞相府，哪个贼敢进来？”丞相很聪明，怕小偷伤害家里人，所以任凭他盗窃，什么七宝紧腰、金玉器皿，全被小偷席卷而去。第二天，丞相责令手下的官兵根据昨天晚上自己看到的小偷模样进行彻查，希望能立却将作案的小偷抓捕归案。官兵们挨家挨户搜查，却始终没有发现可疑人物。一直到第二年，这个小偷才在绍兴诸暨事发被拘。一顿拷打之后，让他交代上一年进入丞相府盗窃一事，于是小偷道出了实情：小偷刚到杭城时，宿在丞相府东面的寓所里，这个寓所与丞相府相隔三十多户人家。那天夜里，小偷在外面喝多了酒，大醉而回，倒在寓所门口不省人事，主人将他扶上了楼，安顿他睡觉。没过多久，小偷呕吐不已，把房间弄得满地狼籍。到半夜二更的时候，他打开了窗户，然后沿着房檐，一直走到了丞相府内。那天，他脚上穿着一尺多高的木头鞋，脸上戴着戏子用的假胡子。（丞相所见的模样即如此）偷到东西后，他直接来到江边，把所盗之物藏在白塔上，然后又回到了寓所。第二天早晨，巡逻的官兵前来搜查时，发现他酒还没清醒，正呼呼大睡呢，而且身材也矮得像侏儒，脸上也没什么胡子，所以就没有怀疑他。几天后，正当他携带着偷盗的东西到达浙东时，却被官兵擒拿了。

这个小偷是否诸暨人，陶宗仪没说，但至少小偷是在诸暨抓获的。

这是诸暨一个姓傅的义妇的故事。傅氏十八岁那年嫁给了同乡章瑜。章瑜被官吏挟持到了军队里，后允许他回家，结果却死在半路上。死讯传来，傅氏匍匐着，抱着丈夫的尸体回家，号哭了整整三天三夜，还舍不得让丈夫入殓。当时，丈夫的尸体已经散发出腐烂的气息，但傅氏仍依偎着尸体，向着丈夫嘴里塞着的那块玉呵气，希望丈夫能苏醒过来。尸体入棺后，傅氏痛心切齿，一个劲地啃咬着棺材，一直咬到墓穴做成。等到安葬时，傅氏又纵身跳进墓坑里。母亲强硬地把她从墓坑里拉出来。服丧未满百日，母亲想让她改嫁，一听到这个决定，傅氏又悲痛欲绝，几天都不肯吃饭。母亲没办法，叮嘱侍女小心看视。过了几天，傅氏骗侍女：“我要洗澡了，你们去准备洗澡的东西吧，等我来洗澡。”侍女准备衣物的时候，傅氏转眼就不见了。第二天，家里的女佣去井里打水，发现井中有尸体，尸体两脚倒插在井里。这人不是别人，真是傅氏。杨维桢曾经赞美傅氏的义德，他说：“我读古代节女的故事，读到青绫台与祝英台的时候，曾经想，这样的人怕是后无来者了吧，因为世道正在沦丧了。今天看到章瑜的妻子竟是这样的痴情和专一，再说‘世降德薄’这句话，我还能信吗？夫妇之义与君臣之义是一样的。现在那些身为臣子的人，你们难道不可以像傅氏忠诚于丈夫那样，忠诚于自己的国君吗？唉！”

这是诸暨人胡善在松江做官时死护文庙的真实故事。胡善，字师善，绍兴诸暨人，泰定年间的进士（杨维桢是元泰定四年进士），是胡一中（字允文，绍兴路诸暨州人。泰定四年进士，授绍兴路录事，转邵武路）的得意弟子。1355年，因为宪佥赵公推荐，成为松江的儒学经师。到第二年的二月，因为苗寇攻打入城，想毁掉孔子庙。胡善坐在席上骂寇，寇大怒，杀害了胡善。而因为胡善的拼死捍卫，孔子庙终于在战火中得以保全。其实胡善早就有以死一搏的准备，他曾经在墙壁上题了一句诗：“领檄来司教，临危要致身。”（我是奉朝廷命令来教书的，当大难临头时就要勇于为朝廷献身）后来的结果，果然被他自己的诗所言中。现在掌管学校的官员画了胡善的图像，将他立祀于“先贤堂”内。